惠栋对考证方法的“知识性”改造

惠栋的考证方法包括注疏法、训诂法和校验法.注疏法改变了疏不破注的经学解释传统,强调以疏证注;训诂法发展了"识字审音"的"小学"技术,强调文本之真;校验法扩充了经义取证的范围,强调经义之真.这些考证方法的广泛运用使惠栋超越了"复兴汉学"的狭隘性,而迈向"知识性"的朴学之途,从而开启了清代学术的新学风.     

作而非述——从《太上感应篇注》看惠栋的学术取向

关于清代汉学吴派鼻祖惠栋的学术取向的论断,以梁启超"述而不作"的观点最为学界所接受。不过,清代汉学家远不止具有考据的层面,对义理和经世的重视则是考据之外的另一种面相。这既是近年来学界清代学术和思想史的重要发现,也是重新思考惠栋学术取向的出发点。通过对《太上感应篇注》的创作缘起、引文和内容的分析及其影响的讨论,可以看到惠栋的另一种学术取向。这种学术取向与其说是"述而不作",毋宁说是"作而非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丰富我们对惠栋和清代学术与思想史的认识。     

惠栋研究述评

惠栋作为清代汉学研究的宗师,乾嘉考据学的奠基人,从其诞生至今三百多年来,引起了学者的广泛研究兴趣.依据学术界对其研究的程度,我们可以将惠栋研究的情况分为活跃期、沉寂期、繁荣期三个时期,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还存有不少薄弱环节,我们要敦励不倦继续探研,又要斩棘披荆开辟新径,确立惠栋在清代经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     

钱大昕学术渊源辨析

在探讨钱大昕的学术渊源时,只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吴派是不可取的.钱大昕的学术渊源相当复杂.早年,嘉定地区的学术传统、家学以及紫阳书院问学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为以后形成融通经史,尤精史学的学术特色打下了基础.其后,钱大昕又自觉地吸收了宋代学者王应麟、洪迈等人考证、议论相结合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的通儒风格和实学精神,并将二者相结合,融会贯通,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学术风格.与此同时,钱大昕还受到惠栋、戴震以及浙东学派的影响,与之辩难,取长补短,独辟蹊径,形成了严谨精当、器识博通的学术特点.     

戴震新义理学的发生与建构——兼论其与荀学的关涉

戴震虽以考据名世,然其最为看重,同时对清学影响最为深远者却是他的新义理学.其缘起于惠栋"经之义存乎训"的思想启迪,进而发展出由词明理、以训诂考据通达义理的方法论原则,并运乎此法,对程朱理学入室操戈,重构理学的思想体系,复而化方法为信仰,以德性必赖智性,重振了以荀学为代表的儒家智识传统.可以说吴派催成了戴震的思想转型,而戴震又校正了吴派对宋学取舍的分裂情状,并在吴派否定宋学的形上义理后,又建构了朴学的新义理学.具体表现为阴阳气化的天道观,血气心知的人性论,积学尚礼的工夫论.这一建构在儒家内部以荀学为方法,在思想外部又是有清以来社会文化的产物.戴震新义理学的形成,与清代荀学复兴、礼学崛起彼此关涉,互相同构进而同步共振,它们共同融汇成了清代思想史上的智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