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政策的负外部性及其化解

在脱贫攻坚中,对重点贫困地区的精确瞄准与偏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贫困户产生了必然的政策负外部性,表现为县域脱贫结构失衡、村庄帮扶悬崖效应与边缘人群争贫风险。究其原由,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竞争性的政策汲取、排他性的政策分配与分割性的政策评价是负外部性的三种发生机理。为此需要建立上下融合减贫机制,探索社区主导发展模式,拓展村民赋权参与空间,通过政策纠正、调适以消解和弥补政策负效应,强化政治决策与分配的正义性。     

再议规模经营中的粮食安全问题:争议回应与政策启示

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实现粮食产出最大化是粮食生产安全的核心。而今旨在提升粮食竞争力的农业规模经营虽得到政府力推,却并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充分条件。在梳理规模经营与粮食安全保障相关争论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资料,依次回应了规模经营后农地是否大概率用于种粮、规模经营是否可持续以及规模经营能否保障粮食产量三个焦点问题。研究发现,与小农经营相比,规模经营与种植结构“非粮化”虽无必然联系,却存在规模经济不显著及单产提升乏力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应强化小农扶持力度,巩固维系小农群体的粮食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应调整规模经营主体的政策干预结构,除非在规模经济与土地产出率不一致的情形下,应最大化避免对规模经营主体的直接干预,降低政策的扭曲效应,推动规模经济实现。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粮食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基于中国三大粮食产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DIFF模型,采用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粮食生产政策对粮食生产效率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区域差异明显,但其总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说明我国粮食生产正在步入规模与效率同步提升的重要转型阶段;进一步研究显示粮食生产的短期性与长期性政策效应在主产区与主销区间差异非常凸出,形成较大的反差。基于此,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设计应当着力于两个层面的政策思考,即诸如粮食大户补贴等短期性政策效应的发挥和诸如粮食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期性政策效应的作用。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

中国传统社会中,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始终联系在一起,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肯定君主专制主义,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公私两无的政治格局和家天下的宗法观念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反思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对于加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S-CAD法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方案评估研究——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规划方案作为相关利益主体价值观的直接体现,应当在规划评估中予以重视。基于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采用S-CAD政策评估方法,以陕西省佳县的《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规划》文本为例,选取规划编制与实施主体——政府作为主导视角,对规划文本的内容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划立场、目标、手段与预期结果的一致性、充要性与依赖性分析。研究发现：一、该规划文本自身的逻辑性较强,各个环节存在基本的对应关系;二、规划文本当中对于产业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问题、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问题的解决方案描述较多,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交通环境改善以及人口流动的实质性解决方案相对较少,逻辑上存在一定的漏洞,需进一步完善逻辑链条。基于此,提出建立城乡规划全过程评估体系及重视多元利益主体协调关系的建议,以期为相关规划的编制与评估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