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现行就业政策的支点管窥

"积极就业政策"应该有五大支点,每个支点都有相应的基础.文章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及灵活就业五个支点出发,指出只有找准支点,夯实基础,才能把"积极就业政策"落到实处,从而进一步缓解"十一五"时期的就业压力.     

实施名义负利率政策真的有效吗？——基于日本的数据及启示

名义负利率政策是日本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日本名义负利率政策为研究对象,先引入IS—Phillips模型构建名义负利率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再运用TVP—SV—VAR模型检验名义负利率政策传导多渠道的效果。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名义负利率对汇率影响不显著,对其他中间变量产生短期影响;在最终变量上,名义负利率通过信贷对通货膨胀影响显著,通过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通过资产价格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短期内较显著,但持续时间有限。因此,实施名义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与传导渠道的通畅性密切相关,同时需要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经历越多必然创新吗?——私营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政策感知与企业创新

企业家基于独特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创新。党的十九大以来,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企业家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本文基于第十次与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与经济后果,并进一步分析了私营企业家的创新政策感知在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意愿与创新投入产生正向促进效应,且企业家体制内职业多样性与跨界职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更为明显;细分企业家经历类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家党政机关经历、国企经历、农村工作经历、从军经历与海外经历分别对私营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正向促进效应;(2)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家政策感知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企业家政策感知在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政策感知在私营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了创新政策资源传导的桥梁作用;(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私营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在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强度更高的情境下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的研究,有...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对策研究

本世纪初,随着城乡发展不协调矛盾的日益突出及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在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上的根本转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我国重新开启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工作,称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其政策目标是缓解农村居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切实减轻农村居民因疾病带来的负担.     

论在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过去曾经过分强调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忽视"宽"的一面,在大力推行轻刑化、非刑罚化的世界潮流中,我国力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司法理念的一大进步。在检察工作中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且在已形成健全"严打"工作机制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宽松的刑事政策和制度,如慎捕重教、暂缓起诉、轻罪和解、未成年人犯罪轻缓化等,并从立法上健全轻罪非刑事制裁制度,使之统一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中。     

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宏观调控特点比较分析

财政政策与货币是调节需求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80年代以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利用在西方广泛流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随着经济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作者从政策的调控手段、调控力度、调控方向、搭配形式等方面将80年代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与90年代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加以比较分析,力图找出产生变化的原因,并对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加以剖析,从而为今后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