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当代解读

自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正式出版以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形成一股强劲热潮.但是,由于理论家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因此产生了理论主题各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代学者有乔治·马尔库什、乔治·拉瑞恩、比克胡·帕雷克和戴维·麦克莱伦,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归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力图廓清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相关问题,从而使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被接受和再阐释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解读和研究成果为我国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有益启示.     

微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问题研究

微媒体改变着人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更新着大学生的交流观念和价值取向。微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三大机遇:搭建教育新平台,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提升其分析判断能力;同时面临三大挑战:价值观多元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信息传播碎片化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表达方式缺少吸引力。针对现状,应采取以下措施改进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加强微媒体技术应用与传统主流媒体的资源整合;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育者综合素质;创新教育内容,增强教育内容的现实关照性;更新话语体系,提升教育针对性、实效性。     

作为一种虚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韦伯劳动天职观——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批判对象

劳动天职观的理论来源是虚幻性的宗教教义;劳动天职观的世界观是资本主义精神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决定论;劳动天职观在劳动意义论上把劳动视为目的本身,颠倒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韦伯劳动天职观实质上是一种极具虚假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目的在于掩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掩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事实,掩饰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为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进行合理性辩护。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提升研究

意识形态功能是意识形态基础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意识形态功能提升视角切入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视阈。在意识形态功能的研究中,抛开时代背景和具体实践谈功能,极易出现意识形态功能研究的“虚化”,形成对意识形态功能的空洞认识。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论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外交领域的相关功能,以期在市场化、“微时代”、全球化的大环境下通过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净化网络空间以及争夺国际话语权等途径,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全面提升。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本群的媒介思想探析

媒介曾长期被理解为一种传播思想的介质而其本身不具意识形态性,但在马克思看来,媒介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一系列早期文本中,马克思认为,人民性是媒介的本质性规定,独立客观地报道新闻真相则是媒介的基本职责,媒介还有表达人民思想自由和利益诉求、进行理论斗争和现实批判、生产文化以及教育人民的重要功能。马克思通过对媒介传播中的政治权力渗入、商业资本支配以及意识形态幻象制作等情况的分析,运用道义批判法、阶级分析法和多变的话语表达方式,深刻揭示和批判资产阶级媒介传播的意识形态性,这对当前的媒介意识形态批判和建设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论马克思历史存在论思想的三层结构

马克思的存在论不是知识论路向上的存在论,而是生存论路向上的存在论,即历史存在论。历史存在论之所以能够对社会进行深入透视,是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透视社会内在的三层结构。第一层结构是社会生存条件,体现为积累的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它是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感性活动的自我分裂;第二层结构是作为社会生存条件人格化的阶级,阶级本质上就是社会权力;第三层结构是法权、国家、意识形态,它们是社会权力不同方面的表达。深入理解与阐释马克思历史存在论思想的三层结构对于廓清关于马克思的种种歪曲,以及深入理解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中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

整体上看,中国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演进起到了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良好的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和激励作用,确保了改革的成功。但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和现实的挑战与冲突中趋于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建构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把个人精神生活、一般思想理论与国家意识形态适当分离,在个人观念的竞争中实现接合;应提炼现实、接轨世界、转型话语,以社会公正与和谐为中心进行价值重组,积极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赢得接合中的主导权;应继续保证政治统治的"绩效合法性"。     

关于大学人文教育困境的思考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守护人文精神的场所。但同时,市场、科技理性等这些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成果也在侵蚀着大学的人文精神追求,使其表现出功利主义倾向。现代性的悖论造就了人文教育的艰难处境。能否走出这个悖论,关键在于大学能否保持对现代性的警惕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