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战略与日本战争赔偿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战败的日本理应向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这不仅是对受害国的一种经济补偿,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应有的一种惩罚。事实上,日本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战后由于美国远东战略的变化,美国对日战争赔偿政策也随之改变,日本战争赔偿最终似是而非地解决。这不仅使日本逃脱了战争赔偿,而且也逃脱了发动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     

“西部来信”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以萨缪尔·鲍尔斯《我们的新西部》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内战后,以西部见闻为主题的旅行书信在各大报纸上涌现,记者、文人和政客通过风景话语参与国家重建和文化重塑,"西部来信"在此意义上成为美国认同的一种文化载体。《共和党人报》记者萨缪尔·鲍尔斯于1865、1868年加入由联邦官员主持的两次西部之行,据此撰写的旅行书信在当时具有代表性,集结为《我们的新西部》一书。其中,关于太平洋铁路、大平原和印第安部落的叙述为经历战争创伤后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凝视和想象共和国的入口。首先,鲍尔斯将太平洋铁路作为联合各州的文明纽带,借助"铁路现代性"触发的与历史的"断裂"意识,促使人们遗忘过去,看向未来,并预设了一副美国"天命论"之下的"统一的帝国风景",旨在为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做铺垫。其次,作者笔下的大平原形象经历了从"大沙漠"到"大牧场"的转变,"荒地变花园"的拓殖神话有助于调动起美国人攻克"最后一块边疆",进而征服整个北美大陆的普遍愿望,联邦在地理空间和文化象征层面的不可分割性得到了重申。最后,印第安部落在西部的迁徙和游荡被处理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以佐证白人至上主义,强调盎格鲁-美利坚人天然享有美洲土地的归属权。而印白冲突在文中的夸大化所激起的种族仇恨,一方面弱化了南北分裂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在想象"野蛮他者"的同时界定了民族自我。经以上描写,西部被塑造成南北和解的场域、"大陆帝国"的缩影,以及上帝赋予清教徒的"应许之地",作者以此架构起以"重聚"为核心的国家前景、国家身份和文化共同体。但这样的"新西部"传递的是征服者(白人定居者)和胜利者(北方联邦)建立的知识秩序,由此形成的报刊民族主义话语看似整合了相互冲突的地方观念,激发起一种广泛的、无差异的美利坚民族性,实则未能成为弥合分裂的利器。同时,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进步观、土地开发假说和文明等级论等,反而加剧了重建时期的社会动荡,透射出美国国家建构中的内在矛盾与分离危机之根源。     

弘道与择势：战后初期中野重治文学与思想的再审视

将1946年中野重治与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展开的“政治与文学”论争视为一个“反应装置”，继而把与之相关联的重要记忆放入此装置中进行“充分反应”，由此即可透视出战后初期，中野令众多文学家感到困惑甚至愤慨的系列“非中野式”言论和创作背后潜藏的三个关键性驱动力要素。与此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贯通的关联性思考可以发现，兼具文学家与日共党员双重身份的中野重治在参与现实政治的过程中，虽屡次遭受打击，可从未改变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或隐或显的坚持，而他的言行最终体现出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人特质。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年）——对国共两党组织体制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国共两党对战后东北接收方案的比较入手，通过考察双方对区域工业遗产作出回应的具体策略及过程，揭示两党在接收中的不同组织困境以及各自的克服之策。复员和动员分别是国共两党在各自区域内的基本组织逻辑，而“条”“块”间的冲突与“统”“分”间的张力则是二者分别面对的结构性困难。在美苏对抗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国民党坚守城市和铁路线，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接收要员发挥空间受限；中共虽退居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但能接续既往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并促发军政和财经干部在组织上的创新。对东北的接收方案的差异既是两党利用组织原则应对地缘政治和区域制度遗产的体现，更折射出各自建国方略上的差别。从组织体制上来说，东北的接收恰恰是中国国家建设在20世纪中叶的转折点，其所激发出的政党在组织上的创制提供了由战时走向建政的组织上的转化机制。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