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子著作的“三言”模式及其孔子形象的“重言”意味

《庄子》称其文由"寓言、重言、巵言"构成。其实战国子书大都具有《庄子》所说的"三言"模式。只是不同的子书中,三言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诸子三言之体其实在史传文学中也有对应的形式。这是因为,诸子著作与史传文学一样都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在战国子书中,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倾向,就是孔子或多或少是作为"重言"的角色出现的。战国诸子大多借孔子故事和孔子之言以自重,或者让孔子成为其学说的代言人。这是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已极具影响力。同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儒家学派又是争鸣、论战的百家之一。孔子的这种二重身份使其在诸子著作中成为复杂多变的形象。     

战国四公子风范及其性格探微

战国时期，群雄割据，连年混战，政局动荡。为了达到强大自己并统一天下的目的，各诸侯国对人才的需要极度膨胀，而这一时期，以好客喜士而闻名的四公子，即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为其所处诸侯国的人才储备与供应做了巨大贡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四公子的行径描述详细。在这里，分别从“四公子何以进入《史记》”“四公子之好客”“四公子之疏误…‘从生活环境窥探四公子的性格”和“太史公笔下的四公子”等方面浅显解析战国四公子之异同。     

原汁原味的苗族鼓舞

来源于生活的苗族鼓舞苗族鼓舞的历史源远流长,《周礼·地官·鼓》就曾有相关文字记载。殷墟出土的木鼓、楚墓出土的绘漆木鼓、战国秦汉画等,则将古代木鼓的大小、种类等都明明白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们与我们今天所用的鼓有一个重要区别:今天的鼓是竖置的,鼓面向上,鼓者上下敲击;而古代的鼓则是横置,即鼓面侧居左右两方,鼓者从左右两旁击鼓。苗族的木鼓就保持了这种古老的横置方式。早在苗族先民还住在“水与天相连,一天涨几回”的水乡时,他们就用击鼓议事来商定迁徙。《祭鼓词》唱道:“击木(鼓)响冬冬,爸妈心挨拢,击木(鼓)响呔呔,爸妈乐…     

《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九战国蟠虺纹,微型蟠螭纹

该文为作者所创伏羲学的第三部分《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九.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论证青铜图法的“战国之变”,导致春秋蟠螭纹被微型化为战国蟠虺纹,阐释其宗教神话政治内涵.     

广州地区出土战国秦汉文字资料浅探

历年来广州出土的汉代以前文字资料已有相当规模,以文字载体分有铜器铭文、石刻文字、陶器文字、玺印文字、简牍文字等,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然而这些资料散见于各种书刊,迄今无人系统整理过。文章综述散见于各种书刊的广州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文字资料,并对这些珍贵出土文献在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等方面的价值有所阐发。     

试论战国士人的俸禄变化与战国学术兴盛

战国时期,士人阶层及其俸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士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有了极大提高,二是士人的俸禄由爵禄向谷禄、由年禄向月禄发生转变。这种变化刺激了人才的成长,有利于人才流动和学术交流,对战国学术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古蜀天门观念与蜀楚关系探讨

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 ,形象地刻画了古蜀国的祭祀情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刻画了天门的象征 ,应是一种比较原始和质朴的古蜀人早期天门观念。这种天门象征后来演化为双阙的造型 ,如简阳鬼头山崖墓 3号石棺画像和巫山东汉墓中出土的 7件鎏金铜牌饰件上都刻画了双阙与“天门”二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出土的彩绘帛画 ,也表达了迎送墓主人升入天门的主题观念。由此可知 ,古代蜀人的“魂归天门”和楚人的“引魂升天”在主题观念上的一致性。这也说明了古蜀文化与楚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交流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