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户籍制度与刑事犯罪

针对中国不断攀升的犯罪率,文章借助1997 ～ 2013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和PMG模型研究了外来人口比重与刑事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考察了户籍制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研究发现,在过去的户籍制度下,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刑事犯罪率,但这主要是由外来人口中的暂住人口的增加导致的,户籍迁入人口的增加没有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放松户籍管制、提高外来人口获得当地户口的概率(入户概率),可以有效地降低刑事犯罪率,而且当入户概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外来人口的增加将不再对犯罪率产生显著的影响.文章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和犯罪的机会成本出发为理解外来人口与犯罪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短期与长期选择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它的基本特点在于其户口的不可迁移性。随着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户籍制度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本文从分析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这样通过采取积极推进、分步到位的办法,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户籍制度。     

我国城乡人口流动中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对于加速农业化经济向工业化经济和商业化经济的转变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依旧是我国城乡人口流动中的一个重大阻碍,文中对这种阻碍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户籍制度改革“半城镇化之痛”的现状、问题及法律对策——来自重庆“一圈两翼”地区294户农民的调查

以重庆为代表的户籍制度改革,现阶段呈现出半城镇化的特征,大部分农民对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满意程度不高。这根源于目前户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对户籍制度的误读、行政方式的错误选择和土地关系处理的模糊不清。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后续阶段工作,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制定针对性的政策。     

“精美特新”的新余模式

今年1月23日,在江西省两会全媒体访谈直播中,新余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捷说:城镇化建设不能一拥而上,而是要结合地方特色。新余的工业化发展很快,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58%。我们定位的新余城镇化,不是做大规模。跟九江、南昌不一样,我们希望把新余打造成‘精美特新’中小城市,在这儿生活比较休闲,交通也不会拥堵,基本设施比较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和舒适。     

观点

·被误读的中国城镇化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新浪财经《财经面对面》栏目独家专访时详解被误读的中国城镇化。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叫城镇化,国外叫城市化。中国和国外不一样,现在有7.1亿城镇人口,却只有658个城市,而且这658个城市都是高等级的,像县级市、地     

西方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别理论与我国农民工的劳动报酬

用西方劳动经济学中工资差别形成的原因来分析我国农民工的低报酬,结果表明,农民工报酬低不仅是因为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低,更重要的还有制度因素。因此,要提高农民工劳动报酬关键是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工与城市雇员处于一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相同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下,平等的竞争环境中。     

从渐进决策模式看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在行政决策史上,除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美国学者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也向传统的完全理性决策发出了挑战.纵观我国户籍政策变革史,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对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式的合理运用.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户籍制度形成、发展与改革三个阶段的变革历程,概括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与渐进主义模式的适应所在....     

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户籍制度,是差异化分配城乡利益最直接的标签,各地虽多有改革探索,但都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我国户籍变动中,从小城市到大中城市的人口迁徙,以及城乡结合部农民伴随城镇扩张而农转非,均已有成熟路径,无须更多改革创新。然而,跨越时空层面的农民工如何有序转户进城,却久攻未破,是当前我国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本研究在分析总结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及改革实践的基础上,论证了以农民工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农民工户籍改革的推进模式和价值取向,分析了改革综合成本及分摊机制,评估了改革推进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对我国“购房入户”现状的反思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购房入户政策在一定程度对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能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该政策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有违社会公平。购房入户政策不适宜作为长期的、大范围推行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