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财务状态下公司控制权的私有收益

在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的基础上,分析财务正常和财务困境状态下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表现特征,并通过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来探讨不同财务状态下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财务正常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攫取行为,而财务困境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对壳资源价值的利用。     

走出反腐败困境的路径思考

中国共产党一贯旗帜鲜明反对腐败。改革开放35年来,反腐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态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陷入了"割韭菜"式的困境。剖析陷入困境的原因有,"江山思维"和特权思想、理性经济人与权力本性、顶层设计的缺失、难以推进的治本之策、选择性执法等5个方面。在当下中国,推进反腐大业最根本路径要依靠改革,主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权力,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思考走出反腐败困境,现阶段应采取公开政府信息,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剥离官商联盟,治理裸官现象,加大惩治力度,、放松社会管制,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党内民主,坚持法治反腐,提高官员待遇等10项措施。     

企业家能力、控制权转移与企业剩余收入的分配

:企业产权结构经历了由古典单一所制到局部代理制、再到全部代理制的演变过程 ,其结果是导致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本文认为 ,在企业产权结构的演变中 ,经营控制权的转移源于企业对企业家能力的需求以及由此导致的企业家能力的专业化分工 ;经营控制权转移的结果是专职经营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剩余收入的分配 ;然而 ,由于制度环境、市场机制和企业内部约束机制的存在 ,使得专职经营者不可能独享企业的剩余收入     

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治理机制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从家族终极控制权、终极所有权和家族管理权三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治理机制进行衡量,探讨其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我国2009-2011年470家上市家族企业形成的1410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上市家族企业中的家族终极控制权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家族所有权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家族管理权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保护具有双重贡献。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且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两权分离会强化这一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较之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女性高管参与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在女性高管参与抑制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民营产权性质、位于内陆地区、两职分离的企业中,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企业绿色创新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论对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及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巨灾风险债券的契约条款设计机制分析

巨灾风险债券的契约条款是债券交易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载体。基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对应的一般原则，必须在理顺债券运行中多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巨灾风险债券的条款设计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也不例外的在于如何平衡债权债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债券的顺利运作。但是，在进行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设计时，必须比较巨灾风险债券在现金流结构、信用结构和期权结构上与一般债券的异同，在债券契约条款设计中应包含一此限制性条款，以便巨灾风险债券的契约条款的科学性。     

控制权类型、银行债权优先结构与权益代理成本——基于金融危机背景的实证分析

基于金融危机背景,分别以2007年308家上市公司和2009年6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探讨银行债权优先结构对权益代理成本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控制权类型上市公司的债权优先结构对代理成本影响效果的异同.研究结果显示:(1)银行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权益代理成本;(2)质押、抵押债务融资比率与权益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尤其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3)保证债务融资比率与权益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保证债务的治理效果更好;(4)金融危机前期和后期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企业家才能”的“市场控制权”回报——一个人力资本产权视角的研究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者虽然并没有直接获得与其企业家才能相对应的经济回报,但是通过对该组织成员的潜在影响,他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当地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并以此来增加自己的超额利润而不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公共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家虽然没有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获取直接经济报酬,却获得了当地的“市场控制权”作为对他为协会做出的贡献的回报,这就基本上满足了“激励相容”条件,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农村精英就可能选择加入或者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兼论股权分置改革的长期绩效

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对民营与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及影响因素差异的探讨.本文以2004～2008年的大宗股权交易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关键在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由控制权垄断性、控制层级及家族控制构成的控制权强化机制是影响私有收益的主要因素.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减弱控制权垄断性、降低控制者的私有收益,然而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随时间推移先降后升呈现"U"型趋势,终级控制者的利益取向在短期回归公司价值本身后又开始出现偏离,其原因在于大股东依然能通过对公司和二级市场的双重控制攫取私有收益.为纠正民营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必须就控制权强化机制进行全面的治理.     

排斥与容纳：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演进及走向均衡的趋势

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涉及社会和谐本质的重要问题。资本雇佣劳动抑或劳动雇佣资本,这两种理论都有片面性。前者注重逻辑实证主义论证,缺乏历史发展的眼光;后者先验性预判的偏好使之忽视了许多现实因素。本文由动态的历史观提出,资本与劳动之间并非一个简单非此即彼的雇佣关系,资本雇佣劳动更不是一个永恒的模式。劳动与资本有可能相互容纳向一个利益均衡的状态趋近,即劳动和资本将凭其存量差别而不是地位差别取得相应的权力和收益。收益分享制企业很可能成为今后的主流企业模式,传统意义上的雇佣概念甚至将不复存在。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