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 实践与反思

文章从地方社会视域中反思国家政权建设实践的区域差异,指出国家政权建设应突破单向度的国家进入-地方回应框架,实现国家性力量与社区性力量的均衡。通过对不同区域基层治理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下我国基层治理表现出均衡与失衡两种治理型式,均衡型治理存在于宗族力量较强或村民小组完备的地区,缺乏上述社区性力量的地区则陷入治理失衡的困境。这些差异的存在要求国家政权建设应摆脱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选择统一又有区别的建设路径,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稳定。     

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

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下沉时期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分田到户以来的村庄权力,学界对每个阶段的村庄权力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揭示了不同阶段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但都没有明确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这应该是今后村庄权力研究中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一个研究命题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界对“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这个命题的研究与理论创新，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等概念在解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历史过程中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对这些概念合理运用的可能途径。     

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

2 0世纪初以来 ,国家政权建设就是我国现代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前半个世纪 ,由于不能消除赢利型经纪体制 ,各种国家政权试图进入乡村社会的努力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新政权成立以后 ,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国家政权直接深入到乡村社会之中 ,实现了政治的一体化 ,虽然摧毁了旧的经纪体制 ,但也毁坏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村民自治则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 ,通过它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     

20世纪以来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议行合一制"、"政社合一制"、"乡政村治"三种基层政权组织形式.但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造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的严重对立,致使我国建构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下一步,我国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的乡镇基层政府,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公私观念与熟人社会

正公与私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与实践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公与私,不仅是一个看法、一种观念、一套规则,而且是形塑地方社会秩序的文化认同性力量。熟人社会里农民公私观念的表达,具有层次性、伸缩性、价值性和规范性等四个方面的不同属性。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的四重属性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机制,既有助于理解乡土中国社会里的农民行为逻辑与熟人社会的秩序形成机制,也有助于理解村庄里的政治社会生态与政权建设的地方实践形态。     

争创民政工作一流业绩 促进民政事业快速发展

浚县民政局党组几年来以争先晋位为主线,自我加压,扎实工作,用一流的工作水平,创建了一流的民政业绩.民政局连续5年被市综治委评为"治安模范单位"、被市民政局评为"完成年度责任目标先进单位",浚县还获得了"省级双拥模范县"、"河南省民政宣传工作十佳县(市)"、"全国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县"、"全国军地两用人才开发使用先进县"、"全国民政先进县"等40多项荣誉称号.     

乡村政治研究的变迁及理论拓展

政治学与乡村问题的碰撞触发了乡村政治研究的热潮。从历时流变的过程来看,乡政村治研究逐步过渡到乡域政治研究;从分析范式转换来看,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逐步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当下乡村政治研究中有关国家政权建设方向的争议一直存在,不同思潮需要在沟通和对话中寻求理论的突围。通过全方位的检视,可以深入发掘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脉络,并期许新一轮研究热潮的到来。     

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政权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国政权建设的成功范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第一,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并通过实行一系列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的措施,形成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第二,始终将推行民主选举作为建设乡村政权的基础工作,通过开展细致而充分的宣传动员工作和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原则,让民众直接参加选举,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第三,把发动和组织民众放在重要位置,将民众组织起来,创造乡村政权的组织基础。第四,把加强民众直接监督置于重要地位,约束乡村干部行为。     

构造组织观念:自我检查和审干(1952-1960)

根据江南某地在20世纪50年代部分干部的思想检查、工作报告、年终总结、组织审干汇报等档案材料,本文探索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文章关注的重点,在于认识政权转换时期,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治理结构。通过梳理相关的历史文献,本文表明,国家运用特有的组织化权力,针对干部群体开展了一系列治理活动：干部轮流下放劳动、进行自我思想清理、组织小组交流学习,实施系统的组织审干程序,将审理出的干部思想表现进行分类,形成文字材料,建立干部行为的新档案,并制度化为组织上人事工作的备参依据。上述过程也被运用在城市干部群体中,广泛推行了新的行为要求和用人标准,构造了干部与治理组织的新关系,确立了组织观念在干部使用中的原则地位。其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为组织化的治理权威的树立奠定了人事基础,而且对干部的行为及表达之整体特征,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