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关系中的审美对象

审美关系是审美活动发生的重要条件,划清审美的对象与审美对象的边界,将有助于认识审美关系发生的内在机制;审美对象离不开对象中的潜在的审美元素,更离不开人的参与;从审美的对象到审美对象的转向依赖于审美关系的建立,依赖于审美主体的参与;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是对象性的存在,体现了审美对象的形象性与情感性的特征。     

论社会保险权利的补救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险权利补救制度是依据争议双方身份的不同而设计的,分为劳动争议仲裁处理机制和行政争议处理机制。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忽视了社会保险权和社会保险制度的特点,主要是通过行政途径进行救济。对于现行行政争议处理机制,应该精简供劳动者选择的备选程序,充分发挥行政内救济的优势。     

试论土地征用补偿纠纷的司法救济 ———以重庆法院审判案例为视角

近年来,土地征用补偿行政案件已成为行政审判的一大热点、难点。基于重庆法院审判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土地征用补偿行政案件具有影响面大、政策性较强、审理难度大、息诉服判率低的特点。其原因在于:土地征用补偿立法滞后与补偿标准不合理。因此,必须健全土地征用补偿立法,充分发挥审判权能动性以实现权益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齐泽克是如何把马克思变成拉康的—基于齐泽克拜物教理论的分析

齐泽克将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纳入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视域下并以“镜像”和“符号”接管“拜物误认”机制,用剩余快感替代剩余价值,从而完成了“马克思拉康化”历程.实际上这个过程的内在线索是齐泽克依托拉康所作的自身拜物批判逻辑的展开,即“拉康理论的社会化”.由此,在齐泽克视域下,社会变革的可能也就告别历史进化的视野而走向了循环重复的实在界之“世界之夜”.     

对中美排除非法证据若干程序的比较与评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亦深受美国法制的影响。从比较法视角,对中美两国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内容进行对比与评析,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和反思,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性骚扰纠纷行政救济制度的异域经验及其借鉴

许多国家或地区在性骚扰纠纷的行政救济制度上,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制定专门的法律或政策指引,建立专门的机构,规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设立规范的程序,确立对于性骚扰受害人的赔偿或补偿措施,注意行政申诉手段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协调等,这些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措施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西南的仪式与社会生活”专题

仪式是西方人类学经典的研究对象,并由此形成了重要的理论范式和论述。大致说来,在英法"社会论"与德美"文化论"两个不同的国别传统下,仪式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前者着重论述仪式对于"社会整合"之作用,倾向于讨论仪式与社会结构之关系;而后者对仪式的讨论带有浓厚的诠释学色彩,对仪式与社会之关系的看法也不同于前者,认为仪式作为社会的"浓缩形态",其本身就是社会的展演,对仪式的诠释是在不同解释体系之间的对话。两派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仪式研究三大家"的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当然,从结构-功能论向解释学转变的过程中,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起到关键作用,对格尔兹的解释学产生重要启发。仪式,不仅是西方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西方人类学理论。     

从狩猎物到王权象征——《诗经》中鹿意象的象征性阐释

《吉日》中的鹿意象是行猎的对象.《鹿鸣》保留着早期狩猎祭祀以鹿为“牺牲”、合族聚餐以鹿为美食的余痕.作为主要猎物和“牺牲”的鹿,在《灵台》一诗中又成为王权的象征.上古鹿崇拜在周朝礼仪化过程中渐次脱去其原始、神秘与血腥的色彩,并以碎片化方式存留.     

论我国法的名称设置的规范化

我国现行法的名称结构形式多种多样,极不规范,这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及完善,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造成一定的混乱。法的名称要规范化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法的制定主体或效力范围、调整对象、效力等级。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的名称使用的规范化提出了一些立法设想,建议修改《立法法》,增加法的名称规范化内容的设置。     

对我国“犯罪既遂标准说”的反思——“犯罪对象侵害说”之倡导

"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存在重大缺陷。王志祥教授、徐光华博士为"构成要件齐备说"所进行的辩护难以奏效。学界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还存在着重大误读。新近出现的"类型化标准说"提倡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不同的既遂标准,其旨在增强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实践功效。可是,该学说不仅未跳出"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藩篱,而且又制造了一些新的"麻烦"。当下的"犯罪既遂标准说"存有"立场错误"、"操作性差"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构建新的"犯罪既遂标准说"———"犯罪对象侵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