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题材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

以中国题材的无产阶级作家为研究对象,将一生坚持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作品、在战争期间对战争避而不谈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作品与受到打压后迅速放弃无产阶级理念的文学家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这些作家对于人物形象描写的异同,发现其创作虽然关注了中国劳动者阶层和他们的生存现状,但仍然存在局限性与不彻底性。     

从文化差异视角看中西方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翻译中的一个具有争论的矛盾问题,那便是翻译中的可能与不可能,即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中西方文化中存在诸多差异性,因此导致了中西方翻译中的不可译性现象。着重从文化差异视角讨论了汉语与英语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并对这一现象提出相应的解释与应对策略。     

翻译伦理视角下《喜福会》的汉译法评析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需要遵守一些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本文以华裔美国文学代表作之一的《喜福会》为例,以翻译伦理为理论视域,分析译者在翻译该作品时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并探讨其背后的伦理选择。     

《南史·文学传》体例辨正

沈约《宋书》不立"文学传",李延寿以此为由,在所著《南史·文学传》中以通常被视为南齐人的丘灵鞠居首。后世对《南史·文学传》这一体例多有诟病,其中尤以四库馆臣为甚。经由考察《南史·文学传》及诸类传体例,可知李延寿的做法自有道理,后人批评有失公允。     

诗歌翻译的矛盾与调和

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集中体现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及语言特征。在所有文学体裁中,诗歌翻译是较难的。诗歌是否可译,可译与不可译之间有什么关系,诗体译诗与散体译诗哪种好,都有什么优缺点等,本文将具体阐释。     

中国—东盟“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建构与前瞻——基于法治“一带一路”视野

法治治理是全球治理模式的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倡议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公共产品,二者具有天然的共生性。东盟国家历来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面对全球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中国—东盟健康发展的经济、贸易、文化关系为区域和全球稳定提供了支持。丝路精神特别是海丝文化所指向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是实现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方法,也是中国—东盟硬法与软法法律效力的深层次来源。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外在表现为“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内在表现为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这一体系是基于丝路精神的、由硬法与软法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规范性结构,既包括法律,也包括政策、标准等;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法治“一带一路”、“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是对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则体系在不同维度上的刻画。从实践性角度,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可区别为框架性规范与领域类规范,其中,领域类规范以经济类规范为主...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日本文学与美国文学

明治维新前后,美国文学随着美国政治开始影响日本。首先,诗人爱默生的诗和自然观,受到“文学界”同仁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上田敏、户川秋骨、平田秃木等人的欢迎,促进了“文学界派”浪漫气息的形成。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惠特曼在日本大受欢迎。惠特曼的文学精神与大正民主主义思想十分吻合,产生了由福田正夫、白鸟省吾、富田碎花、百田宗治、加藤一夫组成的追求以民主为基调的诗歌新团体———民众诗派。惠特曼最初由夏目漱石引介过来,后被金子马治、内村鉴三、高山樗牛、野口米次郎、小山内薰等人继承下来,特别是内村鉴三关于惠特曼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