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雅俗互融－－兼论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多年来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处在不同政治地域内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的创作均已表现出雅俗互融的风格.但由于他们的出身、生活经历和文化底蕴不同,因此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梁实秋与中西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2004年11月28日至29日，梁实秋与中西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大会。季羡林、乐黛云、李瑞腾、黄维梁等海峡两岸的著名学者给大会发来贺信。北京语言大学领导王路江、崔希亮教授致欢迎词，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研究员、台湾佛光大学前校长龚鹏程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在大会上还联手发起成立了“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学会”，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经历了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特殊过程。五四前(1898年~1919年),文学翻译的目的往往是借鉴外国的思想和文明,“思想启蒙”和“消遣娱乐”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规范,形成了保守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静态经典性;五四后(1919年~1927年),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文学改革”和“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成为翻译选择的主流,译作竭力充分表现原文,形成了改革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动态经典性。     

政治化文学新体制的营构--建国初期丁玲的文学批评与创作

建国初期,为了营构政治化文学新体制,丁玲以较多的批评文字和不多的创作发出了自己作为“小号兵”呐喊助阵的声音。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和“政治第一”的批评标准出发,她在批评实践中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问题、作家“改造思想”问题以及形式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她还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新体制的“规范”,间接显露出了“小号兵的声音”。在她的批评和创作中,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中心和基本线索;建立和显示新体制的规范,是她从事批评和创作的目的。     

网络文学研究的学科间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网络文学研究在文学与网络、泛文化与纯文学等研究语境的争论中漂移无根。本文综述了当下网络文学研究的定位,认为网络文学研究应该避开纯文学之争,在学科间性中研究其文学和文化因素。     

当代语境下文学的别一种表达——以回族题材为视点

从回族题材的文学创作看,宗教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特点是,在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引导下,有效地淡化了宗教的现实作用,而文学对于宗教在较长时间里的规避,便成为这种大的语境下的必然选择。到了1980年代,一些回族作家借助文学来张扬民族文化精神,使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在日趋物化的语境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示,但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文化的异质特点,对于其精神层面的价值提示意义认识不足。而在当代语境下文学对宗教的表达限度是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意义推导模式

意义推导模式即代码(或信码)模式、推理模式和明示—推理模式。代码模式几乎完全排斥了语境的作用、交际主体及其在表达思想时对语言运用的灵活性和多面性;推理模式是随着人们对意义认识的加深和语用学的诞生而提出来的,其重心是对暗含的推导。关联理论汲取了推理模式(甚至代码模式)的优点,又加上了明示一词,提出了明示—推理模式,其意义的推导涵盖了明说和暗含。     

英语专业学生在英美文学学习中的焦虑研究

文章针对英语专业学生在英美文学学习中的焦虑状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焦虑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学习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对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克服焦虑的负面影响,提高学习效率提出了建议.     

中国古代几种文学阐释模式

由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以及艺术文本与作者关系的非直接性,对同一审美客体或阐释对象,不同的读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戏剧《牡丹亭》中三位人物对《诗经》卷首的《关雎》的解读,可以总结中国古代大致有三种文学批评方法或阐释模式:“教化”模式、“会意”模式和“断章取义”模式。对此进行分析,对如何做一个现代的理想读者,如何把握文学批评或阐释的规则,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蒙古文学史料学的起始与发展

蒙古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蒙古文学史料。随着国内外蒙古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蒙古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已逐步发展成为蒙古文学史料学。蒙古文学史料学包括蒙古文学的田野调查、史料整理、考订、选录、笺释、校注、校勘、辑评等诸多研究内涵。中国蒙古文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蒙古文学史料学的长足发展。我们应当总结以往蒙古文学史料学研究的经验,使蒙古文学史料学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