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文学翻译中陌生化的连贯重构与文学性的传承

文学作品的诗学价值是由其文学性来决定的。文学性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对象,而文学性是由语言形式陌生化的策略性选择来实现的。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传承就意味着对陌生化语言形式的传承。陌生化语言形式的识别与连贯重构是原作文学性传承和诗学价值再现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

自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向,其理论基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文化转向标志着从书面文本向视觉文本、从语词感受向视觉快感、从语词向图像的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存在着把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相等同,把文学、文化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缺少文学性、审美性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学理反思

俄国文化符号学代表洛特曼倡导从文化描写的元系统出发,将文化与非文化视为互为制约、相互补充的复调结构。文化符号学不仅作为消解现代性的方案,有效避免了总体化的暴力倾向,揭示了复杂场域的权力关系引发的压制与突围,为地方文化、小型叙事提供了合法化存在的依据,同时促成文学性至文本性、文本性至互文性的转变,助益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型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对“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理论意义。     

浅谈音乐、舞蹈艺术的文学性和文学美

文学与音乐、舞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密切的艺术形式。音乐艺术和舞蹈艺术,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表现者,抑或是艺术作品,都与文学相连,与美相依。这些艺术之所以具有永恒的生命魅力,是因为它们包含有毋庸置疑的文学性和文学美,有高远的意境美、强烈的时代感、鲜明独到的个性特色和很高的欣赏价值。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思考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与文学概念的互动及其复杂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剧变期，也是作为学科基础的“电影”概念的形成期。作为姊妹学科文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文学性”跨越学科、媒介疆界，参与到早期中国“电影”概念及相关理论建构中。电影与文学的百年互动，学界通常简化为线性时序下事件性的集合，注重作为新兴艺术的电影与文学的代际式差异，强调电影为寻求自身的独立性而与文学进行的渐进式的关系切割。简单将文学嵌入电影论题并不足以把握关键概念，借助跨媒介的“居间”视角、深入历史裂隙观照二者的互动十分必要。事实上，在文学试图统摄电影而电影又力图与文学剥离的相互角力过程中，以“电影的文学性”一语为焦点，“文学”“影戏”“文学性”“电影性”等新旧语义交叉、重叠于“电影”概念一身，并且潜隐着保守抑或进步等丰富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信息，体现出一种“不同时的同时性”。梳理与重审这一历史复杂性状况，有利于敞现一段动态、开放的“电影”概念史，或可为电影理论与历史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进路。     

论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文学性”与“陌生化”

本文探讨了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流派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即“文学性”与“陌生化”，对陌生化原则在诗歌语言、叙事文体及文学史观诸方面的具体运用进行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所提出的方法论和美学原则给后起的批评流派以深刻的启迪，但与其理论优势共生的缺陷也必须加以重视     

“现实主义冲击波”与新时期文学探索的终结——对20世纪90年代一种小说潮流的审视与批判

文章讨论了“现实主义冲击波”产生的现实背景和心理诱因 ,同时对这一世纪末文学思潮进行了理性分析。文章认为 :“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所标榜的“良知与责任”在作品中的表现是极为有限的 ,他们所呼应的虽是主旋律下的意识形态 ,对最下层人民的苦难却相当冷漠 ,它甚至可以说是 2 0世纪 90年代最缺乏人民性的文学思潮 ;与此同时 ,对“文学性”的漠视使其失却了应有的文学价值 ;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启蒙和文学探索事业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