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法律问题研究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由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步过渡到现代化农业,农产品产量逐年增高,品种日益丰富,经济作物、反季作物大规模种植,乡镇企业也逐渐摆脱了落后的小作坊式的形态,企业规模扩大,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自动化、现代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了,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土地退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发展生态农业,建设与完善生态农业法律体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内在机理及协同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物质富裕,还包括精神充实、生态优美。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耦合共进关系。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契合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是我们党协同推进建设生态文明与实现共同富裕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生态文明对“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繁荣、热爱自然情怀、科学治理精神、携手合作应对”的追求,为新时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思路、精神文化架构、优良生态条件和行稳致远之基。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为指引,在党的领导、发展方式、文化引领等方面继续探索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的协同路径,厚植共同富裕更加可持续的生态基础。     

必须注重民众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

培养民众生态文明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所在,它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目标,也是推进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还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基本保证。培养民众生态文明意识就是要提高民众生态文明的认识水平,培养民众生态文明的特有情感,养成民众生态文明的良好行为。为此,应着力推行生态文明的现代理念,积极树立生态文明的先进典型,努力开展生态文明的实践运动,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的相关法规等,尤其要大力强化与发挥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文化生态视阈下傣族传统文化与生态意蕴——以湾甸傣族乡帕旭村为例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湾甸傣族乡帕旭村历史悠久,生态环境独特。当地的神树、水、竹、水稻种植以及狩猎、采集、山林管护中有大量的生态知识,涉及自然、伦理道德、禁忌、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是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经验智慧,影响着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是抑制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的有效力量。通过“文化生态”的理论视角,运用田野调查和“深描”民族志方法对此进行研究,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弥补目前传统文化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不足,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村寨依赖当地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发展经济的研究转向——由“外部援建”转向“内部发生”,从根本上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哲学阐释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文明机理,首先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经纬及其时代使命中发现它的特殊性内涵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范导。在此基础上,厘清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关系,澄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资本的激励与约束,指明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重限度。与此同时,通过反思传统“义利之辨”的核心程式切中中国精神的时代表达,在伦理方面形塑现代化的灵魂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现为生成了人类经济文明新形态。它不仅开辟了具有自身特殊性的历史进步模式,更为世界其他文明通往现代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中国方案。     

清代乡村民事纠纷的化解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考察

追寻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但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不断,相应的民事纠纷层出不穷,从而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繁杂的乡村民事纠纷,无论民间社会还是国家政权都不断探索符合乡村秩序和国家治理需要的解决方案。受儒家“无讼”观念影响,礼治规范与调处息讼成为清代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策略,州县官也因此具有了民之父母的宗法身份。但是清代的司法实践表明,“健讼”是社会的常态,民事诉讼的化解机制呈现多元模式。清代州县官兼具父母官与刑名官的双重身份,在民事纠纷的化解实践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重视发挥官方“法治”的解决途径,并将其作为根本依据。清王朝在调整、完善、强化州县司法审判体制的同时,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各项资源,力争实现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     

审美文化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本文从审美文化的界定入手,分析了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审美文化与科技文化之间社会功能的差异和互补关系。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由于其内在机制的局限可能产生某些负面效应。审美文化有助于科技负面效应的克服,从而在社会功能上形成互补。这种互补只有在两者的渗透和交融中才能实现,以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     

重估上古文明史的又一佳作--读《夏商周文明新探》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源远流长、连续不断的历史与文化一直是炎黄子孙所引以为自豪的.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弄清这一过程,将为探讨世界古文明的发展规律提供生动的范例.江林昌教授的新作<夏商周文明新探>(以下简称<新探>)即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社会转型与制度文明建设

社会转型时期暴露出来的深层矛盾和问题根源于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 ;加强制度文明建设能够营造健康的经济社会秩序 ,协调利益关系 ,整合各种社会力量 ,把人们的行为导向有利于社会转型的良性运行的轨道 ;为此 ,制度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目标合理性和过程合理性的统一 ,把握制度选择、创新的历史坐标和文化继承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