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宁中国状元博物馆又添藏品

休宁县状元博物馆的建设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长期从事徽州文物搜集、整理工作的吴敏先生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给了支持——捐出自己的部分收藏，为丰富状元博物馆的馆藏出力。这种支持方式也得到了在场其他收藏家的认同。     

刍议藏学在寺院文物保护中的意义

文章依据对西藏寺院文物调查的基本材料,结合藏学研究经验,探讨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寺院文物保护工作的新手段和新渠道,提出了走法制化和发挥学术与科技手段保护寺院文物之路等独特观点。并从西藏寺院文物及其研究价值、西藏寺院文物保护工作现状、藏学研究为寺院文物保护工作服务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藏学研究与寺院文物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其在寺院文物保护工作中所应有的特殊而重要意义。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起因不同、种类多样,且往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甚至人类共同利益,因此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焦点是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与善意购买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应根据争议的起因及具体类型选择恰当的纠纷解决机制。只有诉诸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有效化解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     

“新晃乃夜郎古县”考

《辞源》注:夜郎古县名。1、汉置,在今云南宜威县境。南朝梁大宝以后废。2、唐武德四年置,在今贵州石矸县西南,贞观元年废。3、唐贞观五年置,以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境,五代时废。北宋大观二年复置,宣和二年又废。另有资料云:贞观十八年在今贵州桐梓分置。还有资料表明:夜郎县在今贵州的平坝、安顺、镇宁。再有现今以出土文物为据,申报夜郎县的贵州赫章。诸多的古夜郎县地说法不一,但过去却很少有人问津。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抢注“夜郎”已为湘、黔、川、滇、桂,甚至更大范围的“大事”。那么,古夜郎县应被谁“注册”?笔者据手中现有的…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保护

我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非物质文化的有关实物重视不够。博物馆历来有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优良传统,现在我们应该继续把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纳入博物馆的工作之中。     

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俱珍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刍议

2009年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这批陈独秀早期文稿真迹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填补了陈独秀文本研究的空白,进一步扩充了诸如《新青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与胡适关系等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文化救亡转向共产主义的政治救亡的思想轨迹。     

夜郎文化与彝族

本文通过汉彝文献资料对夜郎的记载 ,结合地下考古发掘资料 ,揭示了夜郎文化与彝族的关系。指出了夜郎是彝族建立的国家。并对“套头葬”这种独有葬式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探讨。     

三峡地区民族民俗文物研究——兼谈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三峡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既有巴、楚文化的遗存遗物,也有反映巴、楚、越民族文化关系的遗存遗物.这些考古成果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对研究古代三峡地区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过程表明,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既相互渗透、又互为补充,三者相结合是研究民族民俗文物的重要方法.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     

文化主权视域下流失文物追索的法理思考——基于石窟寺流失文物的分析

以石窟寺文物为代表的大量中国文物在近代流失,其背景复杂、肇因独特,对国家文化主权构成严重侵害,也对当下展开的法律追索构成诸多障碍。国内法层面上,事实证据缺失、所有权法律依据模糊、现代民事法律制度的诸多规则构成追索障碍;国际法层面上,国际条约存在无溯及力、适用范围有限、条款设计缺陷和执行力不足等问题,难以为追索提供充分支撑。我国应坚持文化主权原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统摄下推进文物追索;要加强海外流失文物调查,明确追索的事实依据;根据现持有人法律地位差异制定针对性追索策略;将文物追索纳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系统工程,从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完善文物追索法治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文物治理和国际法规则改革,促进流失文物返还国际新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