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来路

翻阅关于宋时插花的记载,会深深感到,恐怕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时代像宋代人那样热爱鲜花了。无论是《梦粱录》中所记载的“仲春十五日花朝节”,还是《墨庄漫录》中记载的西京(今洛阳)牡丹“万花会”,都展现了在宋代,花会游赏不仅是王公贵族的风雅乐事,更是万人空巷的民间习俗。花卉是自然之美的象征,人们亲近它,感受自然时序、季节流转,也在盛放和凋零之间体味生命的丰美和流逝。宋代之前,插花几乎只在宫廷贵族之中流行,鲜花多作为寺庙佛堂中的供奉。到了世俗生活丰饶的宋代,花卉早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宋人有“簪花”的爱好,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御裹小帽,簪花,乘马”;“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赏花、插花、花卉种植、售卖等是宋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皇室引领之下的社会风俗,同时也体现了宋人生活较为安乐,从而追求雅致情趣的一面。     

法之来源探究：以霍布斯对柯克的批判为视角

在霍布斯死后发表的著作《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霍布斯站在哲学家的立场与以柯克爵士为代表的普通法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在他们的交锋中有关法律来源的问题无疑是全书的重心。法律来源于对正义的追求和捍卫，这是两者共同认可并遵循的，但是柯克认为，正义应该服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属于他自己的一份”，而霍布斯则批判柯克的正义观趋于抽象，容易导致实际上的不正义；针对法律最高权威来源问题，柯克认为法律最高权威来源于法学者，而霍布斯则认为国王才是最高法律权威；关于习俗是否具有等同于法律的效力，柯克本人持肯定态度，霍布斯则持否定意见。     

2018年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冬至习俗调查报告

冬至是潮州民间一个重要的节日。历史上潮州的冬至习俗与福建东南地区关系密切。潮州现存冬至习俗有筅炱、谢神、祭祖、过冬纸、做粿、搓汤圆、制作落汤糍等。本文用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潮州市湘桥区厦寺村为个案,真实记录潮州市区的冬至习俗,揭示了潮州市区冬至习俗背后所蕴藏的潮州当地文化,进而探讨了冬至习俗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嬗变。     

西方女神神话烛照下的西部农业生产习俗解析

中国西部地区自然条件迵异,因而关于生产对象、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农业生产习俗也是千差万别的,然而对女性既尊崇又贬损的"悖论"做法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历来的研究结论大多莫衷一是。随着20世纪下半叶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女神神话思潮的兴起,为解析西部生产习俗中这种"尊女与贬女"做法提供了可能,对一个父权制社会而言,女性并非只是生产劳动中的人力资源,她们还拥有性别身份所赋予的象征资源,而后者既为父权社会所倚重与尊崇,也被其排斥与贬损。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

川西北羌地汉人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家陶云逵所指称的"边地汉人"。羌地汉人在与当地人群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开始部分地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与内地汉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羌地汉人与当地羌藏族群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羌地文化,形塑了那时乃至以后川西北丰富多彩、多元并生的民族文化。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重建羌地汉人的宗教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展现徘徊于汉羌藏之间的边地汉人社会文化生活的若干面相。     

习俗与声望——马克斯·韦伯论种族与民族

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有两处集中论述了种族与民族问题,这些论述是韦伯的声望社会学和近代政治体系研究的重要文本。韦伯从习俗共同体和声望欲求出发,通过细密的理论推演和丰富的案例展示了他对种族与民族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二战后的思想家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本文重新综述韦伯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寻找在经典社会理论中对相关问题根本性论述的启发性,另一方面也意在对中国今日的民族问题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试论饮食与礼的起源

归纳比较关于礼的起源的诸多观点,论证礼始于饮食,始于饮食习俗,进而论证礼俗相互吸引,相互转化并成为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     

越族崇蛇习俗研究

本文对古代越族独特的崇蛇习俗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越族崇蛇习俗源远流长, 在今天的黎族、壮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及疋旦民中仍保留着崇蛇习俗。２．越族崇蛇习俗是有差异的, 各地所崇拜的蛇并不相同。有的越族崇拜无毒蛇, 有的越族崇拜有毒蛇。３．有的越族的崇蛇习俗属于图腾崇拜, 有的不属于图腾崇拜, 而越族的蛇图腾崇拜并没有发展为龙崇拜。本文还试对越族崇蛇习俗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与蛇类生活习性、越族所处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和越族人民的认识水平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