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盗”传奇中的暴力与权力

人类历史上，总有一种人虽然被官方和法律视为“强盗”与“匪徒”，但是在民间却长期流传着他们的传奇故事和歌谣，他们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除暴安良，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几乎每一个大陆的每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有他们的身影。不管他们是佐罗(Zolo)还是罗宾汉(Robin Hood)，不管他们以什么面目出现，都会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护。     

西方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之比较

西方骑士文学是骑士制度的产物,表现虚幻的骑士精神,中国武侠小说塑造平民百姓的精神偶像。作为人类共有的文化,它们之间有同质的一面,但因其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又存在极大差异。骑士文学早已消失,中国武侠小说历经风雨而存在,并有新的发展。     

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探秘

金庸武侠小说影响的不断扩大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它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本文从小说表现出的武力歼敌的野性满足、情感宣泄的酣畅淋漓、一定程度的神话品性和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奇幻色彩和明显的游戏品格对读者想像力的充分促发四个方面 ,论述了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对读者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主要是因为它使读者的生命本真状态的渴求得到了艺术地实现。     

三十年来古龙研究的多方位透视——兼论古龙武侠小说的类型知识体系

古龙是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家之一,台湾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他以“求新求变求突破”为创作宗旨,在武侠小说的主题、叙事、语言等方面开创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古龙研究已走过30年,古龙的生平创作和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都得到了细致的探讨,出现了现代观念、文体创新、金古比较、创作影响等热点议题。现代性视野的进入和研究方法的丰富,使古龙研究获得了领域上的拓展和学理性的提升,但总体上看甚显杂乱、不成体系,面临着类型学上的困境。探究古龙小说类型特征发现：现代都市平民生活体验的武侠意识形态,是市民文化和政治环境的产物;侦探推理模式和“浪子/游侠”模式形成的武侠形式结构,体现了事件中心建构方式到人物中心建构方式的转变;古龙武学和市井江湖组成的武侠专门知识,革新了传统武功设定和江湖背景构建,三者共同构成古龙小说的类型知识体系。     

舍与得:境界的呈现与价值的多元——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面向

在金庸的作品中,舍与得是人生中的一个大问题,他在刻画人生境界时,经常突出这一哲理的重要性,而落实到具体情境之中,故事的展开又有无心之舍和有心之舍的不同,前者体现在故事发展的自然流程中,后者则带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然而,舍与得也有其复杂的多元性,因而金庸在小说中界定为人性之正、人性之常.金庸以小说来表现佛理,作者不是刻意谈理,因而也就体现出形象与理念的完美结合.     

彩云易散文心长留:我赞成金庸小说第三次修改

金庸小说第三版修改已经完成,学者们各有其说.汤哲声认为,金庸小说既然已经定型成为经典,就不应再随意改动.卢敦基认为,金庸修改小说是他个人权利之内的事,再次修改金庸小说,给作品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韩云波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体现了他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的努力.马睿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并未对武侠文体做出新贡献,这只是一场通俗文学、大众传媒和世俗化社会的互动.     

才子不是那么好爱的

倪匡十分崇拜金庸,对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成就有近平肉麻的高度评价：“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他列了一个金庸小说人物榜,《鹿鼎记》中的双儿是他心目中不多的上上人物,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     

论作为现代武侠先声的“技击余闻”系列小说

"技击余闻"系列小说是以林纾《技击余闻》为起始,主要集中于民国初年刊载或出版的一系列文言笔记体小说。它们着重表现技击功夫,将一系列武功搬进了小说;同时也对习武之人如何处理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技击余闻"系列小说作为一种先导,为1920年代现代武侠小说的成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座城 氤氲600年人间烟火

张爱玲说,一座城的倾倒,成全了两个人私心。而有时候,一座城的出名,也可以因为一个人,兴城如是。孩童时期知道袁崇焕,是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所谓民族英雄,便应如此。而偶然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这个名字,却是因了一次海滨之旅。游海的间隙,听说小城中有座古城,晨起前往一探,却发现内中大有玄机。兴城古名宁远,古城始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当年的宁远城城高3丈,次年,增建外城周围9里又124步,且与内城齐高。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