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指导新实践——兼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承载了党的理论创新传统,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当前,必须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贯穿于学习实践、研究实践和经济发展实践当中,以进一步推进其发展。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     

重读《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新思考——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认为,“冷战”结束后,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因为自此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债务国家”是导致存在“人权祸害”的原因。为了解决人权问题,德里达将希望寄予建立一种“新国际”,但直至目前为止,“人权祸害”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减轻一些“人权祸害”的,因为构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使德里达憧憬的“新国际”成为现实、实体和实践。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了一种新的核准追诉,具有平衡因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带来的惩罚倾向、统筹兼顾特殊预防与特殊保护、缓和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紧张关系等功能价值。新核准追诉适用条件之一“犯故意杀人、故意伤人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是考虑刑法谦抑性、未成年人犯罪实际情况的结果。新核准追诉的另一适用条件“情节恶劣”本质上属于一种可罚性升格条件,需要通过未成年人的心理成熟程度、未成年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行为手段、行为规模、是否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等因素进行判断。虽然已有核准追诉程序的规定,但需对若干问题进行调整后才可适用于新核准追诉。     

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基于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的当代思考

恩格斯通过阐明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中贫困的时代根源、动态特性、典型难题,不仅揭露了城市绝对贫困现象,而且指出了城市社会凸显的相对贫困问题,并指明了城市反贫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制度要求。探索我国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要基于坚持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所富含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时代视野、科学的思维方式、深厚的人民向度、坚定的社会主义原则,将恩格斯所揭示的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反贫困的路径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阶段城市贫困治理要以统筹兼顾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民生福祉增进、统筹推进脱新贫与防返贫、统筹协调城市建设与生态涵养为基本思路,把健全以公有制推动城市居民共同富裕的机制、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力增强城市宜居宜业功能的机制、构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的机制作为实践方略。     

中国式现代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

现代性往往被西方学者看作以文艺复兴为始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历史叙事,但从现代性批判相关著述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条从批判的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走向新现代性的思想演进逻辑。中国式现代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以实存形式宣告了在地域上异于欧洲的现代性存在,中国式现代性不仅体现为文学艺术、政治思想与宗教意识的复调式兴起,还体现为中国学者对中国大地上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自觉,更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理性反思基础上提出的崭新现代性筹划。中国式现代性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在三个重要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积极的理性担保：辩证守护启蒙价值观,把人的解放作为根本价值目标;坚守资本奴役逻辑批判的主体向度,把正确引导资本发展作为重要手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性筹划,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作为前提引领建构现实共同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辩证逻辑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百年来团结和带领人民艰辛探索并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规律与主观价值选择的统一中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明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在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的文化根基;在实践总结与理论升华的统一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设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体系,确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谋划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在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中利用“现代化”话语的国际通约性自主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体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立场与世界意义,以消弭中西话语隔阂、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同。从发生学意义上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辩证逻辑,是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创贡献、深度解码现代化道路之中国样本的题中之义,对坚定不移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新刻水浒忠义传鼓词》研究

《新刻水浒忠义传鼓词》作为新发现的大部头的水浒鼓词,内容涉及到《水浒传》小说的第四十四至五十二回,以及第六十回的一部分。概述《新刻水浒忠义传鼓词》的版本、故事梗概,本文重点论述《水浒传》鼓词与小说的关系,鼓词对小说的改写,简单阐述鼓词的价值。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从“失语”到“对话”: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生命共同体

新维多利亚小说有意识地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叙事背景,绝不是对那个时代的简单回望、怀旧甚至重复,相反表现出比维多利亚小说更加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选择人性背后的兽性或动物性作为叙事的生命支点并非偶然之举,这本身意味着新维多利亚小说内含丰富多元的自然基因、生命档案和生态意识,同时应该承担更多更大的生态使命。借由塑造众多独特的“人化动物”、“人兽一体”和“半人半兽”等动物化肉体形象,新维多利亚小说努力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建构全新的对话性乃至主体间性生态关系,消解人和动物之间生命意义上的失衡、失范与失语,从而建构另一种富有维多利亚时代色彩的“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