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歌《粉墨春秋》的演唱探究

京歌将典型的京剧艺术素材融入歌曲创作当中,又以通俗凝练的手法展示出“国粹”京剧艺术的魅力。京歌《粉墨春秋》内涵丰富,其创作背景底蕴深厚,曲式结构层次分明,艺术特征突出鲜明,京剧元素的运用使其民族性更强,是京剧元素与民族声乐的完美结合,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春秋时期人文思潮思想述评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期和转型期。春秋时期　　的思想家根据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 ,已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观、天命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现实社会政治问题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 ,对传统的神人及天人关系进行新的理性思考。这一理性思考沿着两条思维路径展开 :就对传统神学思想体系的否定来说 ,表现为无神论思潮的出现 ;就对人及人事的重视和肯定来说 ,表现为人本主义思潮 (或称“以人为本”思潮 )的出现。最终导致了春秋时期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的重大突破 ,完成了春秋时期价值观的根本转向。     

上古至春秋乐论中的“乐与神通”问题

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的乐论中,音乐的地位之所以至高无上,根本原因在于它被赋予了贯通人神两界的异能。音乐神性品质的获得,与它固有的超验特性有关,但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神并没有成为一个一体性概念,它既包括自然神,也包括祖宗神。与此一致,所谓乐与神通,则主要体现出通于自然和通于祖灵的双重特征。这种特性,在上古时期主要表现为借助音乐享祭祖灵并招引自然神,如《尚书·益稷》中的祖考来格和凤皇来仪;至春秋时期则蜕变为音乐的自然感通和生死预言问题。但是,在自然神与祖宗神或空间性神灵与时间性神灵之上,一种被音乐隐喻的超越性维度仍然存在,这就是弥散于宇宙之间的普遍神性。这种神性,在《尚书·尧典》和《尚书·益稷》中被以百兽率舞的狂欢方式呈现,在后世乐论中,则被作为天地之和的象征。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     

明代黄河决溢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的影响

黄淮平原位于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淮河以北,是华北平原的南部。明代为保证南北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人为抑止北流,造成黄河改道决溢频发,几乎无岁不灾,灾害范围之大遍及黄淮平原,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漕运受阻,农业受损,城镇遭淹。官民采取了应对黄河决溢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改变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促进了黄淮平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国家演进、水德之运与处士横议——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三维探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最终二世而亡.在过秦思潮中,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酷刑滥施被凸显与批判.探究事皆决于法施政原则的确立,当是秦帝国基于三方面认知与考量的结果:其一,秦因变法重法而致富致强进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五德终始说视阈下秦为水德,由此当遵水德之性,行水德之政以合五德之数,以此获得君权神授的天命诉求;其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面临的六国旧贵复仇以及处士横议的现实政治危机.     

我们也年轻

当我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请理解我,对我有一点耐心。当我把菜汤洒在自己衣服上时,当我忘记怎样系鞋带时,请想一想当初我是如何手把手地教你。     

知止的智慧

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想要给《左氏春秋》作注,但他看到已经有贾逵、郑众二人作注在先。于是,马融便找来他们的注解阅读。仔细读过之后,马融这才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给《左氏春秋》作注,他这样评价说：“贾逵的注本精深而不广博,郑众的注本广博而不精深。既要做到精深而又广博,就凭我个人的水平,又怎能超过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