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第一唐碑的文化价值初探

现存广西上林县内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洞碑》是唐初时壮族文人留下的最早文字载体。二碑乃真正的岭南第一唐碑,其碑刻蕴含着当时壮族社会的发展图景历史信息,反映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壮族文学带有浓郁的骈丽色彩,文字上继承南北朝的粗放简朴,下接盛唐文字的绚丽艳彩,当属壮族文化的一朵奇葩。     

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的刻版与印本

清代进士登科录存世较少,查阅不便,北京孔庙的进士题名碑经风雨磨蚀,字迹漫漶,这使《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成为考察明清进士群体的重要资料。房兆楹、杜联吉吉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朱保炯、谢沛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都是根据它编纂的。然而《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本质上却是一种以新闻宣传、市卖盈利而非保存文献为主要目的的出版物,在清代还存在着坊间盗刻本。该书在记载进士的姓名、籍贯方面存在数量不少的误刊,其中部分误刊也被“引得”和“索引”所延续。     

唐代景教入华之际的时空环境及其影响

唐代景教实为首叩中国大门的基督教。其入传华土,主要得力于自身的与外在的两大原因。而作为外在原因的入华之际唐帝国的时空环境与文化架构,宛若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因素,又有不利的影响。利弊因素间相互依存又彼此作用,共同影响和制约了景教的传播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景教的最终命运。     

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

在《佛祖统记》中，发现谢灵运佚文一篇，即谢撰《庐山法师碑》文，此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漏收。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得《文选》残卷一通，其中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注文用双行小字夹正文中。此注既非李善注，亦非五臣注，为唐人注《文选》的别一种珍贵写本。文章论证了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的学术价值。     

唐韦君靖“节度使”辨正——与《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作者商讨

唐刻《韦碑》与静南军节度韦君靖,唐史失载,史家多认为可补《唐书》之阙如."王文"首以"韦君靖乃东川一部将耳"等由,对其"节度使"身份提出质疑.本文据以考征、探索,印证韦君靖"都督带使持节兼军号"的节度身份,无可置疑.     

好太王碑拓本收藏著录及其年代

好太王碑重新发现后,碑贾争相传拓,然而保留至今并经著录者不多。目前国内收藏与著录的有１７种,国外有１９种。其中年代较明确的有４种:酒(?)景信双勾加墨本,１８８３年;任昌淳藏本,１８８９年;北京大学Ａ本,１８８９年;沙畹拓本,１９０７年。依据这４种拓本的用纸、用墨及文字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可将年代较早的拓本确认出来。它们是:水谷悌二郎拓本,金子鸥亭藏本,傅斯年图书馆藏本Ａ、Ｂ,中央图书馆Ｂ本,王少箴藏本,北京图书馆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Ｂ、Ｃ、Ｄ本,水谷悌二郎剪装本。１９００年以后,经过“石灰涂抹”拓出的本子,质量与价值大大降低了。     

大城市近郊加快城市化对策研究——高碑村经济非农化及其发展思路

村经济的非农化进程 ,促进乡村经济迅速发展和乡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势必导致城乡地域空间结构的调整。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农化 ,是大城市近郊推进城市化的主线。成都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新一轮发展 ,将给高碑村和簇桥乡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高碑村加快从郊区向市区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进程 ,从目前的“准城市化”阶段转入初步城市化阶段 ,建设和管理的目标是 :( 1 )基础设施一体化 ;( 2 )土地利用集约化 ;( 3)居民住房社区化 ;( 4 )社区管理规范化     

泉州新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碑铭

本文对一方福建泉州新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碑铭从语文学角度进行了转写、译释。     

关于景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

景教研究是古代中西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西方基督教史研究已经在波斯教会和聂斯脱利派研究方面取得许多新认识的时候,国内的景教研究学者对这个团体一些基本特点的叙述仍停留在理雅各和左伯好郎的时代,甚至因袭以往对该派基督教形象特点的定义而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而引向偏颇的结论。充分了解这群唐代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所属母会的来龙去脉,充分了解早期基督教史,对于理解并评价景教徒在中国的活动,对于深入分析汉文景教文献的特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四个具体问题的辨析而挑战和质疑中古景教研究专家们的一些疏漏,意在引起国内景教研究专家们的注意,认识到有关基督教史研究的丰富研究成果对于唐代景教研究不无裨益,也希望景教研究在当前语境下应有的一个新定位能够更受重视——景教研究不再单纯是针对出土文献的古代语言研究,还是一项需要多种知识结合的文化研究和宗教研究。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