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与《近溪隐君家训》碑

明代思想家、哲学家吕坤任山西按察使期间,刻《近溪隐君家训》于石上,其内容极富哲理且寓意深远。本文通过对《近溪隐君家训》碑刻的研究,使人们对吕坤的思想、移风易俗、《近溪隐君家训》碑的作用等方面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使《近溪隐君家训》碑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发挥出积极的现实意义。     

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儒家女性观研究

明代儒家撰写的以墓志铭为主的女性碑传文,既是女性生命历程的完整呈现,又内含着儒家理想的女性观。与正史、地方志等正统传记资料着重展现女性贞、节、烈等极端道德行为不同,碑传文的叙事风格更为生活化,不仅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碎片化理解女性的格局,而且主张应当从日常行为中全面认识女性。从碑传文中可以看到,明代女性不仅不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接受者,而且还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独立个体,她们对于婚姻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甚至也具备自我塑造的能力。明儒还通过对非女性专属德行的称赞与表彰,把女性身份从家庭扩展到社会,揭示出明代女性在家族事务、社会救济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革故鼎新：近代武陵山地区基层治理转型之困——以德政碑为中心的探讨

《太守文公德政碑》《知事金公德政碑》是武陵山地区近代地方官为政一方后留下的直接记录,弥足珍贵。通过对两通碑刻史料的挖掘可见：武陵山地区传统封建社会治理体系在近代逐步瓦解,基层治理效能日益减弱直至走向负面,面临着转型之痛。而治理效能减弱,除了宏观上的社会巨变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以传统胥吏为主要成员的基层政府腐败加剧;二是地方社会中非正规组织的无序扩张;三是社会动荡带来的基层政府的不稳定。三者又交织在一起成为基层治理效能有效发挥的阻力,最终导致近代武陵山地区地方治理体系的崩溃。     

碑志文体关系新议

对于碑与志这两种古代常见的应用文体之间的关系,传统看法均认为碑在志先,志为碑之别,墓志文体由碑文体衍生而成。本文以碑、志文体的最初职能为着眼点,注重辨别雏形与成熟碑、志文体行文格式之区别,并借助出土文献资料,依据文体的渐变性原则,在否定碑、志关系固有成说的基础上,确认秦代刑徒瓦志为墓志文体起源观点的合理性;在肯定墓志文体独立性的同时,也明确碑、志两种文体虽并行发展,但发展并不同步,墓志文体亦受到碑文体的影响,存有碑文体的浸染之痕。     

近代河洛地区施地碑与施地民事习惯问题

传统的施地活动在河洛地区直到近代转型时期仍普遍存在,不同主体出于不同动机分别向各类寺庙、祠堂和村社组织捐施土地。施地作为一种不动产赠予行为,整个过程要完成地权的转移。乡民在将土地捐施后,仍负有监督权利,甚至直接参与地产的管理。清政府以法规形式要求公产组织勒石报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施地碑的繁荣。施地碑刻还反映了近代转型时期人们的捐助意识和财产观念。施地碑对于人们有着多重意义,既是纪功碑,也是确权碑,又是纪史碑。     

“YI”字杂考

考证“YI”字为汉《衡方碑》“褘隋”之“隋”辗转而误,“褘隋”与《毛诗·羔羊》“委蛇”音义相同;《隶释》谓“褘隋”出《韩诗内传》,本员兴宗之说,并非洪适臆说;《韩诗》在宋孝宗乾道年间尚未亡逸,《韩诗》亡于五代后、亡于政和建炎间、至宋亡之已久诸说,皆非是。     

从公文到碑文——从唐代公文运行再看韩愈《平淮西碑》的废立

唐元和十二年平蔡之战胜利后,在战后的两次册功中,第一次是对于破蔡州城、擒吴元济的大部队首领的封赏,以李愬功劳第一。第二次则是对于裴度部队的赏赐,以裴度功劳第一。韩愈的《平淮西碑》是在第二次封赏的背景下撰写的,这是韩文重裴度的主要原因。树立石碑事件是由群臣发起的,其目的在于记载功劳、为后世法度,这也是李愬争功、请求改写的原因。这一废立过程,也体现出碑文作为帝国公文通过礼仪性政务渠道进呈的私密性过程,与作为一种公共性文本最终示之天下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从应制之作到“不朽”之文——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中的苏轼《上清储祥宫碑》

元祐时苏轼于翰林学士承旨任上奉敕撰成《上清储祥宫碑》。在政治的语境中,该文宣扬了元祐之政的导向,但于随后的绍述时代即遭禁毁,显露出词臣应制之作工具功用的短暂性。在文化的语境中,该文撰成于苏轼文宗位望形成、确立之时,在北宋士人的文事活动中,成为被称赏追慕的对象,体现出文宗之于政治的超然性。及至后代,该文在文化上的影响依然延续,彰显了苏轼文宗位望超越朝代更迭的"不朽"意义。《上清储祥宫碑》于苏轼词臣衔职与文宗位望的交错分合之际,揭示出其文学形象复杂的一面。     

读章太炎《大总统黎公碑》

2011年,海峡两岸四地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纪念活动丰富多彩、新意迭出。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这桩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大事件,我们不仅对它的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也意识到今后学术界的研究将要发生新的变化。目前学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出辛亥革命不仅有很多问题可以做深做细,还可以开辟出一些新的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其中,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研究仍然是重点,需要深化。比如,黎元洪不仅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民国时期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学界对此人一直关注不够,相关的研究也较薄弱。加之坊间的不确流传及记载的抵牾,也人为地造成一些学术悬案。2011年10月21-22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的"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高端论坛,就是以黎元洪为切入点,集中探讨了黎元洪与辛亥革命、章太炎对黎元洪的评价、黎元洪与民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等问题。本刊采撷其中的几篇佳作,旨在促动学界重视对黎元洪的研究,同时还期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得更多拓展性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