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阮元的书法理论与碑学派的兴起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倡导和宣扬，碑学兴起，盛行于清代后期的书坛。     

英山毕碑与淮南摩尼教

本文讨论的是１９９０年在湖北省英山县毕家坳北宋墓地所出摩尼教墓碑。此碑立于公元１０５２年，碑上刻有颇具摩尼教色彩的日、月二字，墓主人姓昭武九姓之毕氏，故知墓主人是从中亚粟特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来华的摩尼教徒。英山还有许多类似的摩尼教墓碑，墓主人都姓毕，因此这是一处毕氏摩尼教徒家族墓地。作者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追踪这个粟特家族的来龙去脉，发现他们是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回鹘可汗派到江南经商和传教的粟特商人的后裔。宋代以来江南的许多农民运动都利用摩尼教举行起义。而毕碑的发现告诉我们，江南流行摩尼教当与唐代来华的粟特摩尼教徒及其后裔有关。     

由“马政颂碑”析初盛唐丝路畜牧业繁荣的原因及启示

初盛唐时期的两通“马政颂碑”,记载了当时丝绸之路畜牧业发展的丰功伟绩,是研究唐代畜牧业的重要文献。从这两通石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到唐代畜牧业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从中认识到唐代在农业、畜牧业文化上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的文化自信,也能领略唐人管理谨密、适时改易的制度自信,这些正是初盛唐丝路畜牧业得以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唐代这些发展畜牧业的经验,对当下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及发展我国西部农牧业有着诸多启示。     

横县出土驮碑龟考

本文从横县两只驮碑龟的出土情况，历史上驮碑龟出现的原因及名称、外形的演变历程等几方面，结合横县的地方史料《横州志》，对驮碑龟出土年代、文化内涵进行考证分析。从而“古为今用”，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龟隐忍负重、勇于奉献的精神。     

从明代敕谕碑看明代皇室对佛教的护持

有明一代,明代皇室重视佛教的教化作用,并对其进行保护,使得佛教极端兴盛。在北京地区寺院中,现存三通明代敕谕碑,以敕谕的形式对佛教寺院给予政治和经济上的保护,使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探寻明代皇室与佛教之间深厚的关系。     

我眼中的好作品

书法作品的欣赏和评价，历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不同的观点与认识，不同的学习与教学，不同的追求与取舍，各有各的说法。在这些人看来是好的作品，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或许就不是好作品。所以就有了“北碑”和“南帖”之别、“妍美”与“朴拙”之分。即便是历来能够公认的“神品”、“逸品”、“能品”的赏评标准，在今天的审视和把握中，定位也是因人而异的。就我自己的看法来说，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应具备五种素质，（按观赏顺序）即：干净、传神、承古、赋新、文美。     

读《翟家碑》札记

<翟家碑>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文献,目前学界有近十余位学者相继对该文书进行过录文和考释,诸家释本虽然详尽,但亦有所不逮,故本文略作补正,以供参考.其以骈文作法之对偶、排比、音韵以及古人对典故之变通应用等方法,补正原碑文字句之脱漏,稍有心得,不敢专美,以觞方家.     

班第、鄂容安殉难地考

清乾隆二十年八月,将军班第、鄂容安自伊犁撤军殉难,史书多指称殉难地在乌兰库图勒,然<清实录>有确切的记载,本文据此作一订考.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唐韦君靖“节度使”辨正——与《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作者商讨

唐刻《韦碑》与静南军节度韦君靖，唐史失载，史家多认为可补《唐书》之阙如。“王文”首以“韦君靖乃东川一部将耳”等由，对其“节度使”身份提出质疑。本文据以考征、探索，印证韦君靖“都督带使持节兼军号”的节度身份，无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