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的比较

文章利用GARCH(1,1)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比较分析了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指数收益序列的波动溢出效应及其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旧秩序下,英国股市向其他股市有不同程度的波动溢出,美国是股市波动风险传导的终点;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下,中国内地股市从波动溢出传导路径中退出,同时其他传导路径的波动传染效应发生不同程度的降低.     

劳动力价格上升与江、浙水稻播种面积相悖变化——基于替代弹性的解释

理论上提出替代弹性对劳动力价格与水稻播种面积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江、浙两省2004—2013年水稻播种面积表现出的相异生产轨迹对上述理论推断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江苏省劳动力与其它要素替代弹性显著高于浙江省,且每工日劳动力价格上升,江苏省水稻播种面积增加,而浙江省减少。结论证明农业劳动力价格普遍上升时并不意味着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相反,国家可以因地制宜地推广如农业机械小型化、劳动力替代技术示范与推广等相关政策以增加劳动力要素的可替代性,巩固粮食供给水平。     

中国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分解——基于直接替代效应和诱致性技术创新效应的研究

基于固定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构建了要素替代弹性分解的理论框架模型,根据技术进步是否发生改变,将要素替代弹性分解为直接替代效应和诱致性技术创新效应,并利用1978—2013年中国工业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工业资本与劳动之间是呈互补关系;同时,在要素替代过程中,诱致性技术创新效应起到了主要作用。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常态下,应该继续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加速推进工业产业技术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新疆旅游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菲德尔双部门模型的研究

旅游业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旅游产业经济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像新疆这样旅游业发展势头迅猛的地区,二者关系的确定更是重中之重。该文引入菲德尔双部门模型,将整个社会经济部门分为旅游部门和非旅游部门,运用2001—2018年新疆地区旅游业和社会经济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新疆旅游业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新疆旅游产业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间接溢出效应,而且这些溢出效应主要产生于旅游资源优质且经济发达的地州市;新疆旅游产业的经济溢出效应明显,但旅游产业链过短;新疆旅游产业还处于投资建设的发展阶段。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基于科技投入的门槛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发展理论界探讨的核心内容。该文用199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农业科技门槛效应的结论。当农业科技投入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影响,随着农业科技投入的提高,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逐渐变小,并最终转变为正向影响。因此,要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作用,既需要农村金融自身发展革新,还必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以管理层短视为中介变量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学术界尚存争议。以2000-2016年在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风险投资进入对企业上市后三年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的参与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培育效应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2)管理层短视在风险投资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具有中介作用,风险投资进入后,通过缓解管理层短视,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及强度;(3)通过后续融资服务引入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提供增值服务降低企业风险,是风险投资缓解管理层短视的两条重要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导致沿线国家落入债务陷阱了吗？

[提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显现。但是国际上以“债务陷阱论”为代表的负面评论也伴随而生。针对这一质疑,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根据数据完整可得性和地理标准,在沿线64个国家中选择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归入处理组,65个非沿线国家归入控制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验证“债务陷阱论”是否成立。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使中国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显著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导致沿线国家的债务水平显著上升,反而具有一定的降债效应。因此,“债务陷阱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成立。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扶贫政策的负外部性及其化解

在脱贫攻坚中,对重点贫困地区的精确瞄准与偏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贫困户产生了必然的政策负外部性,表现为县域脱贫结构失衡、村庄帮扶悬崖效应与边缘人群争贫风险。究其原由,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竞争性的政策汲取、排他性的政策分配与分割性的政策评价是负外部性的三种发生机理。为此需要建立上下融合减贫机制,探索社区主导发展模式,拓展村民赋权参与空间,通过政策纠正、调适以消解和弥补政策负效应,强化政治决策与分配的正义性。     

粮食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基于中国三大粮食产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DIFF模型,采用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粮食生产政策对粮食生产效率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区域差异明显,但其总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说明我国粮食生产正在步入规模与效率同步提升的重要转型阶段;进一步研究显示粮食生产的短期性与长期性政策效应在主产区与主销区间差异非常凸出,形成较大的反差。基于此,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设计应当着力于两个层面的政策思考,即诸如粮食大户补贴等短期性政策效应的发挥和诸如粮食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期性政策效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