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会”的再思考

朱熹与陆九渊是宋朝封建社会后期两位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二人成名于同一时期,且学术观点相异,自“鹅湖会”始争论不休。朱陆“鹅湖会”引发的争辩,揭示“鹅湖会”争辩的焦点是“为学之方”,朱陆主要分歧是博与约、简与繁及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鹅湖会”争辩的启示是朱陆之争形异而质同;儒学思想分野的逻辑表现;学术辩论是学术繁荣的需要;朱陆之辩彰显“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宋代美学视野中的杜甫观

由唐入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美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重新解读了杜甫:将其刚健的人格精神和诗学风貌沉潜为整个时代的美学底蕴;以其沉郁气质约束自我重塑了一个老朴、平淡而不乏典雅的老杜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杜诗的世俗化倾向也得到进一步发扬。这些貌似不相协调的侧面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折射出了宋代美学的绚烂多姿。两宋美学对杜甫的多层面接受,是在时代文化制约下一种合理的再“发明”。     

云南小凉山彝区村落空间生成研究——与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之理论对话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因失去对地理环境、人的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的关注而很难解释国家、村落和权力彼此塑造的历史关系。本文的研究恰恰揭示了村落文化空间的生成是国家政权建设、地理环境、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与这些因素无关。     

对凉山彝区吸贩毒问题的现状调查

禁毒戒毒 ,与毒品犯罪行为作斗争 ,是中国政府 ,乃至当今人类社会非常重视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但中国政府在研究、制定、实施禁毒方针、措施和策略时 ,往往是重视国家机制的禁毒 ,而忽视了对毒品受灾区人力资源的研究与利用、政府禁毒与当地民族文化资源的结合与利用、扶贫工程与禁毒工作的协调等。因而弱化了社会机制的防范和控制 ,尤其是对像凉山这样既贫困又地处境外毒品王国“金三角”和“金新月”等毒品销售必经之路“四川通道”第一关卡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当前禁毒工作已日显重要 ,对上述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课题。本文拟从这一薄弱环节入手 ,对凉山彝区毒品危害的原因、现状进行初步分析和调查 ,为相继研究的相关问题打下基础。     

日本江户荀学史与清朝荀学史之不约而同——以荻生徂徕的《读荀子》为中心

日本江户硕儒荻生徂徕(1666—1728)为日本儒学史之高峰。自唐代杨倞注释《荀子》后,系统注《荀》者一直未见,迨至日儒荻生徂徕《读荀子》(1706-1707草定)出,始续杨倞之志,并多纠杨倞之非。徂徕《读荀子》付梓,江户日本注《荀》者踵现,稍后,清朝考据学界亦竞相注《荀》,杰作叠现。本文分如下三方面:首先,聚焦于徂徕《读荀子》,探讨其在包含中国在内的荀学注释史上的地位,探讨荻生徂徕《读荀子》与明末清初考据学之间的关联;其次,爬梳、比照中日两国注《荀》史,并视徂徕为杨倞之后汉字圈儒学共同体重评荀学的先声;最后,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中日注《荀》史,并试图凸显十八、十九世纪汉字圈儒学一些耐人寻味的共同倾向。     

“尊德性”与“道问学”:朱陆之辩及其历史回响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中庸》所提出的一种关于“尊德”与“问学”关系的概念,以指谓君子人生修养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人们似乎也从未怀疑过其相互关系。但自从理学崛起,由于讲学与求知需要的凸显,“尊德性”与“道问学”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所谓“朱陆之争”便由此而展开。在朱子包括象山弟子对这一争论的叙述中,已经形成了所谓“泛观博览”与“发明本心”式的概括。到明代,又通过罗钦顺与王阳明之不同走向,转换为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之争。而从戴震到章学诚,则又通过“博”与“约”、“专”与“精”来深化这一问题在为学中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还原于《中庸》之本义,并从儒家超越而又内在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那么这一近千年的争论也许就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也可以看出现代知识论追求与认识论走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德藏回鹘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残卷研究

回鹘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德国皇家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探险时带走的文献之一,现藏于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是为数不多的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文献之一。回鹘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现存数十叶残卷,其中8叶木刻本残卷保存完整。本文将对保存较完整的木刻本残卷文献进行语文学研究。     

论阳明后学对陆象山哲学思想的述评

王阳明从三个方面评价象山,第一,陆氏之学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就是孟子之学;第二,陆氏之学简易直截,直承《周易》和孟子,与禅宗的关系不大;第三,在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等问题上与朱熹还有些割舍不开的地方,所以学问还不够纯粹和平,只是粗些,但是在根本问题上与自己是一致的。阳明去世以后,学界对阳明后学中某些人空谈心性、思想及行为的放荡不羁批判加剧,阳明的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也开始了对相关问题的自我反省。于是,为了自证清白,阳明后学加大了对象山的事功表彰的力度。阳明的及门弟子大多跟着阳明说。具有史学眼光的黄绾、张元忭、姜希辙和黄宗羲等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评价具有历史的高度,胸怀也逐渐变得开阔起来。不过,象山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阳明及其后学对象山“只是粗些”的批评有失公允。本文借助于牟宗三的相关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