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百年建构研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建构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深刻剖析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概念内涵,可以确定以何种方式理解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核心要素,以何种范式划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之路,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着“破”“立”结合的辩证思想,在“改造”“改革”“方向”“方针”基础上实现了文化转型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建构了文化教育的主体地位,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开展法学研究的成功范例——李达法学思想研究

20世纪20年代以来,李达始终关注法律问题,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他的法学思想堪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开展法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具体而言,李达对妇女、劳动解放与立法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宪法的关注和思考贯穿着立足中国现实思考法律问题的理论旨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律现象,考察了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阐明了法理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他的《法理学大纲》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的理论尝试,它以法理学话语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法理学批判,还阐明了法理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和核心论题.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文中国化的作用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和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中国模式”内容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模式”各要素的和谐运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模式”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性的强有力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模式探讨——兼论我国立法的完善

对于商业秘密的立法保护,既有"行为法"模式,也有"权利法"模式。前者侧重于规制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强调竞争秩序的维护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形为"宽保护",实为"弱保护";后者侧重于保护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权,强调私权保护,形为"窄保护",实属"强保护"。厘清并强调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对确立商业秘密的权利法保护将起着重要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我国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都亟待权利法的"强保护",即以权利法为中心,以行为法为补充的综合立法保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与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内在地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始终,并呈现出启蒙—解释、民族—本土、大众—人本的范式演进。它不仅观照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而且指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前进方向。     

数据可携带权的法理逻辑和制度构建

基于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和反垄断目的的数据可携带权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个人数据主体和数据处理者之间的冲突。以数据生产为视角审视数据可携带权,该项权利可以有效降低数据生产的成本,并有助于构建统一的数据市场。将个人信息主体与数据处理者统一于数据生产,可以有效弥合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数据生产指导数据可携带权的制度构建,数据可携带权的客体应涵盖衍生数据在内的所有个人数据。同时,在制度设计中要协调数据可携带权与知识产权、他人数据权利的冲突。     

论动物法律地位

动物权利论或者动物主体论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保护动物是否意味着要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动物权利论或动物主体论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否站得住脚?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动物权利论和动物主体论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动物在法律上仍应当作为特殊物、特殊的权利客体来看待,并提出我国的立法中动物法律地位的应有定位。     

透视双语教学

主要介绍双语教学的概念与本质,并依据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对现行的英汉双语教学现象进行讨论与分析。同时,从双语教学现象中反思现行的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