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义务平衡:论强化证人保护

证人作为诉讼权利主体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其作证义务的履行,还是其诉讼权利的受保护方面均存在着严重失衡。在我国的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比例极低。若想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尴尬状态,需要从立法、执法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权利视角下工时制度演进的历史回顾

工时制度历经数百余年的演进过程,从超越人体极限的十几个小时至现代社会适度工作时间的实现,各种权利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伴随启蒙运动中普遍性权利的觉醒,部分人权思想如平等、自由为后来工时制度演变起到了启蒙作用,启蒙运动后社会权的进一步发展则使劳动者实现了向社会人地位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时间的价值凸显并且劳动时间不断被延长,伴随着劳动者地位的改善及工人阶级权利意识的觉醒,工人发起缩短工时的罢工运动并成为工时制度演变的直接推动力。适度性是工时制度所追求的目标,伴随着各方的博弈,工时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各方的适度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为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正名——兼及对“中间道路”的批判性反思

若要深入探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其首要任务就在于发现该问题的实质与核心。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无非是在寻找这两者形成的来源和依据,以此说明何者更为根本或具有基础性。权利与善并非处于彼此对立的两端,所谓的"中间道路"自始就是难以成立的,其甚或会对该优先性问题造成倒逼与激化。社群主义不足以从根本上对自由主义构成颠覆或挑战,其尚不具备站在自由主义对立面的条件和能力。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上,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反倒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与默契。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但其终归还要体现出高度的实践性特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建设。     

土地问题的六个常识

当前学界及媒体在土地问题上寄予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似乎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土地制度不好,土地一私有化就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种认识缺少对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合理性的基本理解,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在讨论土地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具备关于土地的一些常识,这些常识构成了讨论土地问题的前提性认识。     

陈刚：拆迁首先要保证被拆迁人权利

在近日的两会政务咨询会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拆迁一方面要保证被拆迁人的权利,作为政府这是要把握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推动城市建设发展,特别是建设一些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涉及公共的长远利益,还必须拆迁。”     

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的博弈反思

交通肇事恶性案件频发,导致社会舆论大加讨伐,纷纷要求对涉案人员重判严罚.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司法机关能做到的只是相对司法公正,而外界对司法的关注,重点应在审判过程的正当性.在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为了恢复正义,社会和谐,尽可能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可以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和相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是一致的.而和解协议是整个刑事和解的基础,和解协议应遵循诚信原则,在现阶段,一旦得到国家机关的确认,不允许加害方和被害方再推翻.在刑事案件中,相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直接受害的被害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应更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理性主义与西方现代性危机

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最基本原则,由理性主义衍生出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即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分离;现代人内在的知识冲动和精神冲动,即对本真性的追求;社会实践中的政治冲动,即追求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平等.理性主义及其衍生出的这些内容在构建西方现代社会中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最本质的表现为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理性主义存在的三种状况是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这三种状况分别为理性的有限性、理性发展的偏差、理性的僭越.     

围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衡量”之争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洁的措辞为其在司法审查中的解释适用带来了争议和分歧.从联邦最高法院在司法审查中所为的衡量的视角观察,这些争论是围绕着能否对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案件进行衡量以及如何衡量而展开的.其中定义式衡量的提出是对最高法院在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案件中所进行的衡量的一种重要总结,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定义式衡量采界定第一修正案的范围的.围绕第一修正案的衡量之争背后所体现的正是在宪法规范的确定性和规范适用的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在学者和实务届的这种自省与反思中,司法审查趋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