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区欠发达村庄发展策略研究——以宁河县七里海镇北移民村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宏观战略指出,城乡应互补发展,建设“美丽乡村”.近年来天津市范围内部分村庄发展势头良好,但此类村庄大多具备资源、产业、区位、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其发展道路并不完全适用于欠发达村庄.笔者以宁河县七里海镇北移民村为例,提出借力区域资源,梳理村庄发展道路;深入挖掘地缘要素,精细优化村庄空间品质;精明建设配套服务及基础设施;引入市场化手段创新村庄经营模式4个方面的发展策略,充分利用现状资源,节约建设资金,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村庄整体建设水平的提高,达到改善村民生活质量、实现村庄良性发展的最终目的,并为自身条件一般,但距特色资源相对较近的欠发达村庄发展提供思路参考.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

目前关于农村社会分层研究,倾向于从多元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中抽取职业尺度作为分层标准.实际上,整个多元分层理论本身存在着理论紧张,并且较难顾及我国农村地区村庄基础、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社会流动路径的差异等等因素,因此,应该在有所修订的前提下加以应用.本文提出,社会资源在我国农村地区具有了比职业分层标准更广的适用性和包容性;社会资源的测量在农村主要体现为人们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受保障程度.这种标准的加入,将使我们更有效地观察到重要的层化事实.     

“苦痛”的记忆与“闪婚”的促发——对皖北Y村青年农民工婚姻实践的考察

本文探讨了Y村村民共同体"苦痛"的记忆与当地村民所践行的"闪婚"模式以及当地婚恋模式变迁之间的关联。村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需求构成发生在村民个体身上的婚姻失败事件转化为"苦痛"的集体记忆的意义转换机制,同时也构成这种苦痛记忆代际承续的动力。这一在不同代际间被不断表述的"苦痛"记忆经由关涉婚姻的地方感与行动主体婚姻实践的结合引发了对当地婚姻规范的动态建构,致使当地婚恋模式的变迁和"闪婚"模式的映现,而这种被行动主体建构出的新的婚姻模式和婚姻规范又在规制着当地村民的婚姻实践。     

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村庄治理视角

通过建立完全信息无限次重复博弈民间借贷模型,基于村庄治理理论,研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稳定运行的内在原因,认为正是村庄治理的两大作用:信息形成和违约惩罚,抑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维持并促进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因此,认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农村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借贷形式。     

发展观察系列(16) 制度的异化,抑或权力的强化?

正在河北某村庄,村委会建立了一整套集体会议决策制度,即凡事均需经过村两委的例行会议讨论决定,此举也被上级树立为村庄治理制度建设的典型。一次,该村庄申请到上级拨款,用于建设村庄互联网入户工程。该村有6个村民小组,其中5个小组集中连片(当地称为"主村"),而第6小组处在离主村8公里的山沟里。村两委会议讨论决定,该笔拨款将按各小组的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并由各小组分别负责自己的网络设施建设。得知此决定后,第6小组村民感觉不公,联名向村两委反映:这一分配方案没有考虑到第6小组距离远、山上铺设网络设施成本高。而村长反馈说,"此建议的确有道理,但是此事已经上会讨论并做出了决定,无法更改,在今后的资金分配中,村两委会考虑这些因素。"     

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对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反思及建议

当前以实证材料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研究,主要是以与西方对话为特点的农村学术研究和以总结推广农村实践经验为特点的农村政策研究.这两类研究的共同弱点是,缺乏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尤其是其非均衡状况的关注.通过研究农村政策在农村实践的具体机制及后果,以理解中国农村非均衡的内部结构,从而将抽象的中国农村具体化,可以构成农村政策基础研究,从而为农村政策研究提供理论资源.     

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民主治村的重要制度创新——对赣州"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调查与分析

江西省赣州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产生、发展是对中国村治传统的成功借助和根本改造,是赣州农村内部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对中国乡村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它不是对现有村庄“两委会”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解构,而是对现有村庄治理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在今后的新农村建设中,应努力保持和强化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作为村“两委会”领导下的村庄民间自治组织的本色,疏理和划清村“两委会”与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相互职责边界,加强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内部的制度建设和自身的规范化管理。     

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基于宁波农村调研的分析

"人情"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习俗,有着经济互助和社会整合功能。当前宁波农村的仪式性人情正日益丧失这些功能。由于仪式性人情场合的送礼数额非常高,招待客人的酒席标准也很高,处于村庄底层的村民根本操办不起,也无法广泛参与。因此,仪式性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的"表演",中间阶层可以勉力参与,贫弱阶层只能退出。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方式,并异化为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这固然因为宁波村庄内部出现了经济分层,也因为村庄内部不存在强大的内生结构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