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南共首开改革的再审视

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捍卫民族独立和维护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不顾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毅然与“斯大林模式”决裂,走上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消亡的理论,通过建立工人委员会、公社、自治利益共同体、代表团制和联合劳动组织等各种形式对社会实行广泛的自治,发展了经济,活跃了政治生活。由于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尤其是复杂的民族关系,使自治社会主义在实践的过程中遭受不少挫折,并以南联邦的解体而宣告结束。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这一创举是对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探索,在国际共运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湖北自治运动述论

起于１９０８年迄于１９２６年的湖北自治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０８～１９１９），基本上处于宣传鼓动阶段。第二阶段（１９２０．８～１９２２．３）为湖北自治运动的顶峰，斗争锋芒指向北洋军阀王占元。该阶段在张扬民主、反对军阀专制方面表现出进步性。第三阶段（１９２２～１９２６），以所谓制定“省宪”为中心。该阶段运动成为“官治”，变成直系军阀强化统治，应变时局的工具。文章着重分析第二阶段，详述了自治运动的特点──参加运动队伍十分复杂和广泛；由政治斗争发展到军事斗争；该运动是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本文的结论：湖北自治运动和全国自治运动，“联省自治”运动的彻底失败，证明了在中国近代二元社会，企图通过实行联邦制以达到救国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     

行政决定不能违法

编辑同志:两年前,我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砖窑的合同,合同规定承包期为5年,每年向村上交承包费500元,另交制砖机等工具折旧费和土地使用费1万元。到年底,我除了按合同交完承包费之后,还获利2万多元。村上干部觉得我受益不少,而其他人收入又很低,就决定终止与我签订的承包合同,把砖窑转给王某等3人承包。我不同意,可王某等3人认为村上已经把砖窑承包给了他们,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农地闲置治理中的村民互助:地方经验与缺陷补正——以四川省G村为例

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层面对农地闲置的治理问题进行探讨,其研究成果局限于制度构建,忽视了实践经验的重要作用。实践中多数不适宜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流转的地区采用村民互助的方式对闲置农地进行了有效治理,其中,以四川省G村最为典型。该村的村民互助经历了经济关系主导型、血缘关系主导型、地邻关系主导型3种类型的演变。目前,其采用的地邻关系主导型村民互助,包含着相邻居住型和农地相邻型两种实践类型,是一种为克服劳动力之不足而以地邻关系为纽带自发形成的临时性农业生产方式。G村的村民互助虽然在农地闲置治理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部分村民参与意愿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互助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应通过利用村两委和龙头企业提高村民的互助意愿;实施教育服务购买优化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理念;借力乡贤调解纠纷提高村民互助的可持续性等途径予以解决。     

自治下沉:新时代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的探索——对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比较分析

针对行政村村民自治存在的现实困难,全国各地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改革较为典型,两市均通过自治重心下移释放了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活力,其创新思路及机制、实践特征及效能、改革局限及风险等值得进一步探讨。从当下的自治条件来看,新时代村民自治要实现“行政—自治”适度分离,加强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一级的村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建设,赋予村民充分的自治权;确保“政经分开”,理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开辟农村基层治理新局面;因地制宜设置参与有效的自治单元与供给有效的服务单元,最大限度释放治理效力。     

生活日常、政策执行与自治效能的失调——村委会换届选举非均衡现象的一种解释

在村委会选举实践中,存在着影响治理效能的非均衡现象。村民能够从民主、权利等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待选举本身,但更多关注自己的生活日常,依据工具理性选择行为策略。乡村自治效能较弱,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小,除了因特定事务而诱发短期期待之外,村民不会对村委会换届选举关注太多。而另一方面,村级组织是党和国家政策执行结构当中的重要因子,乡镇党委和政府对村委会的政策执行意愿与能力,有着强烈稳定的预期。因此,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出现了生活日常逻辑与政策执行逻辑的失衡和分异。这会压缩乡村自治空间、降低乡村自治效能、抑制村民参与意愿。规避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生活日常逻辑与政策执行逻辑的非均衡现象,需要做到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完善政策执行机制、加快培育社会组织、提升乡村自治能力、完善选举体制机制。     

行政嵌入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基于对浙江宋村的个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浙江宋村的治理实践表明,基层政府以改善村民自治运作条件为核心的行政介入是提高农村社会自治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农村社会的持续快速变迁,保障村民自治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瓦解,其结果是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快速弱化。通过选择性治理事务下沉、民主性议事规则供给、发展性经济资源输入,基层政府可以将行政力量有效嵌入村级治理。生活性治理事务下沉可以重建农民与村级治理间的利益关联,从而增强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动员能力;规范性协商规则供给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理性协商提供空间与指导,从而引导农民围绕治理事务达成共识;发展性经济资源嵌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为自治活动提供灵活、持续的资源保障。由此,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能够重塑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进而再造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砥励奋进的社区发展——党的旗帜在基层高高飘扬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城乡社区治理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部署,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取得了长足进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基层群众自治深入发展,社会力量协同作用日益显现,社区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居民群众福祉不断增进。     

集权、分权与社会自治——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权力结构观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过中央集权制度,但这种中央集权只能是清除了官僚制度、消灭了绝对权力、建立在充分民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它的历史使命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舞台。从根本上说,地方自治才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有力杠杆。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需要实行必要的权力分工。国家权力分工所依据的原则,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是否分权、如何分权,取决于社会性质与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