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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弟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1):86-93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官私藏书事业极其兴旺发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躬行垂范与奖励学术研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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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55-64
梁武帝通过文学奖誉、政治吸纳、公宴雅集、奖竞机制,于梁初在建康城构建了高度统一的宫廷文学场域。任昉兰台聚、沈约东皋会皆在其笼罩之下发生,呈现出不同文学趋向:前者是宫廷文学场域的外延,以仕进为目的,以好用事为特点,酝酿了梁初的主流诗风;后者与宫廷相对疏离,因喜好声律而聚集,与地方诸王幕府相呼应,为声律复兴埋下了伏笔。武帝以政治干预文学,与任昉兰台聚同气相应,是以梁初门阀社会格局变迁为背景;而沈约东皋文学建立在传统士族庄园经济之上,蕴含统一文学格局中的隐性冲突。梁初京师文学场域中和谐、不和谐的变奏,引领了萧梁文学的大体走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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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易代引发的梁魏长期对抗,影响到东亚政局。在百济国内,国中大姓趁此时机谋杀了仿南朝以寒人掌机要的东城王牟大,伪造武宁王为盖卤王之子的身世,重建王权。在半岛南北关系上,高句丽在获得北魏授权后展开了对百济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梁魏战争改变了萧梁的天下构想,天监七年官制改革另设二十四班将军号“正施于外国”,区分外国为大国与附属于大国的小国、旁小国。普通元年梁魏通使,东亚范围内的对抗之势结束,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百济随即于次年遣使萧梁。这次遣使影响了萧梁君臣的东亚认识,使百济成为萧梁天下秩序中东亚的首要国家。百济这一地位的取得,与新罗等国推行国制建设而在政治、文化上依赖萧梁有关。百济以其在齐梁之际建立的海上霸权,成为半岛南部诸政权与萧梁交往的枢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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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思想纷呈、人才辈出的时代。儒释道三家,各有时代的代表人物,风格秀出,逸品独标,商酌辩难而不失其雅量。那个时代,礼赞人才,尊重对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声音也能表达。于是辟佛勇士范缜出现了。毕生佞佛、三次舍身的梁武帝带头和范缜辩论,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写道:“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有模有样不失风度地据理力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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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纪百越族杰出的政治领袖冼夫人,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岭南古高凉的一个南越酋长家庭。冼夫人自幼聪颖过人,攻书习武,才智超众,跨据山洞,统领部落十余万户,雄踞高凉一方,威及海南、广西乃至越南、高棉、缅甸等周边国家。她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爱护百姓,被南越各部族推为首领,尊为“圣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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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敏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263-269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一信仰在民间流传甚广。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郊庙歌辞,发现太一分别在宋、梁、陈国家祀典中占据重要位置。晋时,太一为六十二神之一,不复汉时尊崇。刘宋统治者宣扬其刘汉后裔的正统身份,追溯西汉以太一为至上神的神权体系而加以改造,通过以“太一”名“天”、尊“太一”为至上神,证明其政权的合理性。萧梁时期,将“太一”作为北极星名写入郊祀歌,并以之为至高神居所,是梁武帝出于弥合三教差异、建立国家层面统一的信仰体系的目的,结合社会各阶层太一信仰情况做出的调和之举。南陈承继梁代对太一的神位设定。太一的衰败、复起与其时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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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夺回北魏所占的寿阳,梁武帝下令筑造浮山堰,计划以水代兵。结果,堰体溃决,不仅不能克敌制胜,反而造成己方重大损失。梁武帝筑造浮山堰的原因在于夺回战略要地寿阳城的紧迫感和此前水攻战术成功的经验。浮山堰的溃决使淮南地区一蹶不振,也消耗了梁朝的国力。但这并没有使梁武帝警醒,他反而更加执着于以水代攻,筑堰围城。筑寒山堰的失败间接导致了侯景之乱和梁朝的灭亡。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