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的母语意识

20世纪初汉语饱受冲击,甚至有人提出废弃汉语,其母语地位岌岌可危。作为中国新文学奠基者之一的周作人,认识到语言文字不仅是维系民族国家的纽带,也代表着汉文学的传统,因此他自觉维护汉语的母语地位并对其进行完善。周作人积极倡导"欧化",通过翻译理论和创作实践丰富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文学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特征。     

语言文字与现代精神--论开明派的语言文化观

从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出发,开明派积极参加文白之争、欧化问题和大众语讨论,一方面批判文言文背后的封建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探讨语言现代化的成长之路,主张汲取"欧化语"和大众口语的精华,建立起能揭示现代语言内涵质地的现代书面语言;主张通过"简化字"而不是"拉丁化"实现语言的大众化。     

文人的逃离——浅析夏目漱石小说《三四郎》中广田先生的形象

广田先生是日本明治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西方文明大量涌入时知识分子思想困顿、无所适从的典型代表。社会上名为“文明开化”、实为全盘“欧化”运动的疯狂和民众的冷漠让他们心灰意冷。为了逃避现实．他们只好退居社会角落。当起了文化隐士和“文明开化”运动的旁观者。     

艾青30年代诗歌语言嬗变论

艾青30年代诗歌语言经历了从欧化到口语的嬗变。初期诗歌语言以欧化见长,具体表现为诗句修饰成分的复杂化和语法的完整性。3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则有意识地以简洁、单纯、朴素的口语部分地替代欧化语言,表现出口语化的倾向,这是延安时期艾青诗风转换的前兆。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从翻译研究角度探讨汉语语言文化之反渗透

面对西方英语语言文化的强势殖民渗透,汉语语言文化日渐欧化、殖民化。中国语言文化面临被边缘化、被殖民化甚至是被抛弃之危险。论文着重探讨如何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进行汉语语言文化的反渗透,解殖民化运动,以推广和弘扬大中华文化之精髓,确立汉语语言文化屹立世界语言文化之林。     

论外来语对现代汉语的冲击

针对汉语里大量涌入的外来语(主要是英语)的现状,回顾外来语进入汉语的历史,对外来语的应用范围、借用方法和原因以及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作一分析与思考,并指出汉语的独特性及悠久历史是任何语言所无法替代的。     

“以汉语思想”：论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观念

“五四”时期,鲁迅与周作人怀揣着思想革命的愿景介入到文学革命中,这使得他们的文学语言观念在各自内部区分的基础之上表现出“以汉语思想”的合力性。一方面,周氏兄弟警惕于修辞话术对于思想的奴役,反叛作为一种文体而非仅仅是语体的文言古文,渗透的是某种语言决定论的逻辑;另一方面着眼于改良中国语文的需求,他们通过提倡“直译”法来塑造一种欧化白话文的结构,背后更为深入地联通到晚清以降其所关注的“国民性”改造的议题。在这一破一立之间,推崇名实合一的语言价值伦理被构造出来。周氏兄弟力图以之重建国民的意义表达机制,但这一改革方案并不处在以大众化为旨归的语言通俗运动的脉络之中,而是典型地体现出“五四”知识者本位的启蒙精英意识。     

直击语言--《讲话》前延安小说的语言风貌

语言问题,是延安文艺整风所欲改善的有实践意义的主要方面之一,也是文艺整风的一个起因。从语言细节入手,考察《讲话》前延安小说的风貌,可以具体、感性地了解“脱离工农兵”“洋八股”这类批评的现实性。最常见的情形是,将缺乏原创性和本土性的翻译化话语,径施于对边区风土人情———主要是农民和多数出身于农民的士兵———的书写,而造成令人啼笑皆非的效果。这种不协调的状况,突显了文学语言转型的必要,“五四”以来的欧化风格于是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