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哲学思考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也有所探讨，但大都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评判这场论争，结论难免偏颇。本文从经验和超验两个层面剖析之，着重阐明；保留死刑论和废除死刑论的理论根基即刑罚报应主义与刑罚人道主义都是符合刑罚正义观的，死刑保留论所体现的“平均的正义”与死刑废除论所体现的“分配的正义”不可分配，这两种观点都将随着刑罚的存在而存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地消失，即使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也只能是逐渐地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那种认为死刑必然消逝的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也难以行通。     

沈家本限制死刑理论初探

中国近代身受西方列强多面夹迫，法制改革势在必行。沈家本面临西方废除死刑之学说,针对中国特有之国情，提出了限制死刑理论。该理论围绕死刑惟一、限制死罪数目、删除重法、改虚拟死罪为流徒等4个方面而展开，对当时的立法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对今天的死刑存废争议仍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死刑核准权回归的价值分析

死刑核准权是国家审判权的集中体现,是死刑复核程序的中心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死刑核准权的规定和适用存在着某些不妥之处,这直接影响了我国死刑政策的实现,妨碍了刑事法人权保障功能的达成。本文在死刑核准权从“下放”到“回归”的历史变迁中,深刻检讨死刑核准权“下放”之弊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死刑核准权回归的法律价值。     

中国死刑废除问题探讨

废除中国死刑制度应成为我们的行动目标。废除中国死刑制度首先要解决两大观念障碍:“杀人偿命”的死刑伦理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思维。破解这两大观念障碍的方法在于人道主义和人权理念的强调和提倡。     

论死刑适用条件的明确化

限制死刑适用成为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无疑是限制死刑适用最重要的措施。但还必须对死刑适用的条件进行明确化,才能真正使死刑适用扩张的势头得到遏制;死刑适用条件明确化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其方法包括司法解释、判例指导、学理解释等。     

试论绑架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绑架罪罪名最早设置于1997年刑法,虽历经几部修正案的进一步完善,但对其法定刑的修订并不彻底。绑架罪依然存在刑罚层次偏少,起刑点过高,加重量刑情节有限,列举立法违背罪责刑相互适用原则、减轻处罚情节的模糊性诱发司法量刑不均衡,以及"必罚制"的财产刑设置模式不妥当等问题。对此,通过降低基本法定刑、增强减轻情节的明确性、增设加重处罚情节类型,以及取消财产刑的"必罚制"等路径实现绑架罪法定刑的科学化配置。     

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及其实践

慎刑矜恤思想发轫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发展于春秋战国,其在汉代又受儒家思想与阴阳学的影响开始系统化为“德主刑辅”,延至盛唐开始成熟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元明清各代皆于秉承并在前人基础上各有建树。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的总结探析其现代价值。     

试题中折射的历史

你知道世界上最神奇的一张“死亡名单”吗？名单上的人都曾经历过死刑，由于命运的作弄，他们最终都成为了死刑的幸存者。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张神奇的名单吧。     

中国语境下民意与死刑适用的互动

民意在死刑案件审判中的实际作用逐渐受到关注，然而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对民意本身的分析与批判，忽视了中国语境下民意的独特内涵与影响，在消除民意对死刑案件审判不合理影响的手段上缺乏可操作性。在中国语境下，民意与死刑案件审判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其产生、作用和影响与西方语境下的民意有很大的区别。民意既有有益的一面，也存在负面影响，严格遵循司法程序应该是引导民意的最佳途径。     

北京市城墙牌楼存废——吴晗与梁思成的争执

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着北京市的城墙与牌楼存废，吴晗与梁思成发生了一场争论，在某些场合，这场争论还颇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