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生命及理性和谐统一的大智——论《吕氏春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的心理卫生思想

《吕氏春秋》一书肯定了欲望的功能及其合理性 ,但又指出了纵欲对宝贵生命的种种危害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节欲”、“适欲”、“审顺其天而以行欲”的主张 ,力图实现欲望、生命和理性的和谐统一。     

拯救“瞎忙族”

现代社会里,为了应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实现自我价值,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快节奏的生活,忙碌成了一种常态。有人是真忙,而有些人的"忙"意义不大,忙忙碌碌却没有结果,被称为"瞎忙族"。"瞎忙族"三大特征     

论戴震对“存理灭欲”的扬弃及其影响

南宋以降,程朱"存理灭欲"成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存理灭欲"实质上是对人民生存权的扼杀,尤其对妇女的摧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戴震目睹社会现状,展开了对程朱伦理观的批判,提出"理存于欲"、"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等新的伦理观,为平民阶层争取生存权,其伦理思想影响了如凌廷堪、俞正燮等后世学者。     

理论之死与作者之死——佩特与王尔德唯美主义批评的一个诗学主题

消解先验理论、消解作者的中心地位及文本意义的恒定性,一句话即消解先验领域,是佩特与王尔德唯美主义批评中的一个主要诗学话题.以西方诗学的发展进程作为参照,分析考察了佩特与王尔德在批评当中消解先验领域的逻辑基础与逻辑线路,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论证了佩特与王尔德在处理超验领域的消解这一现代性诗学问题上,在整个西方现代诗学的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陈虻不死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陈虻。”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的尖叫的时间。 “谁？” “中央台的陈虻。”他挺意外，“我没给你讲过课？” “你是哪个栏目的？”     

未知死，焉知生？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人幸福的核心在于两个基本概念：“过日子”与“做人”。     

从"神"到"人"与从"圣"到"凡"——中、西近代启蒙思想文化运动差异一论

东西方都曾经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二者的表现形态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非一端可尽。本文就意识形态领域观察,论述了明显不同的一点,即:西方突出表现为从神到人,而中国则突出表现为由圣到凡。文章并对中国形成此种特点的根源,从中国管制架构即政权、神权、教权(教化)相互关系的基本传统,和明中叶以来心学空前昌盛的客观形势,以及王学左派的独有特质所提供的契机等方面,做了扼要的分析,具体阐明了从圣到凡的转化轨迹。     

官民“性福”背后的公权滥用

贪官的性行为之所以应当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而非黄色故事,那是因为贪官往往通过其放肆的性行为来满足自己掌控他人的权力欲望。这种容易导致公共权力滥用的贪欲,属于一种不能不通过民主法治体制加以约束的政治灾害。     

论诗歌的话语空间──兼析语言蒙太奇在诗歌中的运用

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的区别是人们探讨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本文认为，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的本质区别在于话语空间大小不同，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判定话语空间大小的标准，以及诗歌创造话语空间的几种常用手法。另外，本文还对诗歌语言蒙太奇手法进行了初步探讨。     

作者的复活——对罗兰·巴特和福柯的作者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罗兰·巴特宣布作者之死虽然消解了作者的权威,但也遗留下了不同作者之间的差异被忽视、读者对作者的期待无着落,以及文本意义生产体制与机制难以解释等问题.福柯对"什么是作者?"的追问从作者一功能体的角度为作者保留了一席之地,但仍没有解决巴特留下的问题,他们对于作者的轻视是一致的,忽略作者为文本提供意义的可能性问题在福柯的理论中也仍然存在,他也像巴特一样没有建立起从读者的群体想象角度来理解作者形象的观念.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使作者复活,不是要重新恢复他的权威地位,而是要通过恢复对作者的考察,解释文本意义生产的机制,为揭示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建构起完整的解释框架.作者复活的理由在于作者是一个以身体感受为存在基础的鲜活的个体;被语言系统建构出来的作者在文学活动中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在各种力量共同塑造作者形象的时候,具体的作者个体也仍在发挥着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读者也为作者设定了一个公共的形象,一个运用共享代码进行编码的主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