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人自死习俗”相关历史记忆重释

中国早期文献记载了在历史上存在过的"老人自死习俗"的各种形式,但已失去了解释性。一些老人自死习俗在汉代之后的文献中始终被置于道德批判的视角下,另一些经过象征性仪式与文化解释的改变而得以在官方与民间同时延续下来;在民间历史中则不同程度保留着有关习俗与解释性传说;无论在古代文献还是民间叙事中,这些事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性早已被割裂、打碎,甚至遗忘;借助经典人类学理论,针对文献记载和现实遗存,理清其演变的规律,还原其共同的文化本质,建立起内在的统一的解释,可导致对历史文献和现实认知两个层面的民族记忆的重新认识和改写。     

法律冲突与理性选择——“死给”现象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动

"死给"是凉山彝族地区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特殊法律现象,"死给"的发生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冲突,恰恰相反,"死给"使矛盾冲突升级从而使被动一方变为主动。从国家法的角度来看,"死给"作为一种自杀行为,与"被死给者"没有关系,但当地的习惯法却将这种自杀行为归因于"被死给者",而且"被死给者"也确实因此而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包括赔命价、道歉等。从"死给"案的发生以及解决路径上看,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冲突,而在冲突过程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矛盾冲突的解决正是当地居民在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妥协让步进而作出理性选择的结果。     

客愁——杜牧《清明》赏析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出生于世家望族,先祖杜预,是晋朝赫赫有名的镇南大将军,编纂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文武双全的人物。祖父杜佑,更是唐代三朝宰相,声名显赫。家世渊源使杜牧素有远大抱负,而正当壮年,想要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遭他人排挤。在清明大家纷纷祭拜祖先时,诗人联想到自己的壮志难酬,无法仿效祖先建立功业的心情,自然是愁不堪言的。全诗的结构、意境都是围绕这"客愁"来表现的。     

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厚葬与薄葬

秦汉魏晋时期厚葬的成因有经济、认识、道德伦理、统治者提倡等等,归根结底还在于统治阶级选择丧葬制度的着眼点在于能不能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厚葬、薄葬都在其次。该时期的厚葬特点一是长丧久葬,二是事死如事生,后者具体表现是大、多、广。汉文帝“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诏令确实实行过,但并未全面提出“禁厚葬”的措施,薄葬的局限性很大,尤其是开创了“凿山为穴”的新葬制。魏晋的薄葬特点是短丧、不封不树、明器减少。局限性是薄葬区域性强、阶段性突出、新葬制的出现。因此,厚葬始终是汉晋时期丧葬活动的主线     

死里逃生

古代某国在处决死囚之前,要抽签请神来判决：法官在两张小纸片上分别写上“死”和“生”两个字,凡能抽到“生”字的死囚,都可以得到赦免。     

"化身"阅读: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体验

传统意义上的读解过程仅仅是对文本预设意义的找寻和发现,而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仅在文本形式与内容上最大程度地解放了读者,而且提供了读者自由出入文本内外,化身为多重身份的可能性。科塔萨尔的《公园的延续》在内容上游离于真实与化身、相关与相离之间,形式上竭尽自由之能事,读者在体验到文本的非延续性、消解性、虚构性的同时,亲自化身为被谋杀的对象,"读者之死"的主题播散于文本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