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法律比较及法律适用

本文围绕美国、欧洲及中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产品的定义及范围、产品责任的主体范围以及损害赔偿的构成等主要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对因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差异而引起的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建立并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的实体法和冲突法体系 ,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及对外经济贸易的需要     

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催生了碳交易,也诞生了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兴市场,兼具环保市场、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特点,这些特性导致各国政府需要对该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市场滥用、价格操纵、市场欺骗等现象,保障温室气体减排行为和市场行为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若干可从事碳交易的交易所,部分省份正在进行碳交易试点,碳交易市场机制及监管机制必须同时建立及完善。碳交易市场的监管体制和制度是综合的,监管主体包括综合经济管理、环保、能源和金融管理等部门。     

福州市民旅游空间行为特征比较研究

对1428个有效样本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包括旅游态度、节假日出游选择、旅游方式、旅游频率、旅游时间、旅游消费水平、旅游决策影响因素和旅游产品偏好和旅游兴趣与空间行为比较等9个方面的旅游空间行为表现及变化趋势,揭示福州市民旅游空间行为的一般特征。研究结论为旅游市场的准确定位、资源景观的整合开发、设施环境的改善提高等提供科学依据,对促进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幽灵

在认识论、科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等领域,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取代决定论,是现代西方哲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倾向,是对传统哲学中以黑格尔哲学为主要代表的绝对主义的反动;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严重泛滥,也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内部蕴涵着否定自身的危机。     

发行制度改革应解决“三高”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一直在证监会视野之中,今年将择机推出新股发行改革措施。也是在今年“两会”期间,朱从玖此前还曾表示,未来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将考虑存量发行、给予承销商更多配售权及进一步优化询价机制等。由此不难看出,今年的新股发行制度仍将面临着新的改革。     

权力转变与国家利益维护

"权力"(power)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追求权力与国家利益目标是维系国家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利益由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国家所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多少.权力的增强意味着国家能力的上升,国家的能力上升则代表着国家利益的增加.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要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美国在构建世界秩序时应重视硬权力(strong power)、软权力(soft power)的相互作用.[1] 软权力指:文化影响力、榜样影响力、制度和价值观念影响力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国际关系中如何运用软权力.正成为权力转变中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议题.今天有学者甚至关注起"粘性权力"(sticky power)的功能,[2]强调其具有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共有特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相互依存时代,发挥"粘性权力"的作用,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考量.     

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之比较

从明朝后期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近300年的时间里,中国伊斯兰伦理思想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大批“以儒释伊”的汉文伊斯兰译著家和思想家异军突起。他们以实际行动开启了历史上的“回儒对话”,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进一步巩固了回族穆斯林对中华文化的适应。刘智的“五典”学说就是这次“回儒对话”的重要成果。本文就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进行比较,以期全面认识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伊斯兰文化的本来精神。     

失地补偿安置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利益、保护土地资源的关键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土地资源流失严重。究其原因,现象上,在于不合理的失地补偿安置制度,而本质上,则在于农民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的缺失。因而确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并以此对补偿安置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才是保护农民利益、保障土地资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