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负尽狂名的末世王孙

在阴晴不定的政治气候中,历史患有一种选择性的失忆症。京华名士袁克文,就曾经这样被遗忘和错过了——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只有少数人粗略地注意到,他是某一个时代行将结束时掩面沉没的旧日王孙。     

民国学人无官瘾

千百年来,中国学人始终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把“成为帝王师”、“致君尧舜上”当成最高理想,不仅仅满足于在学术上取得成就,还想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于是,便想方设法往官场中挤,以达到进入仕途的目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人都有官瘾,比如,民国那一批学人,就把官位看得很淡,不但不主动跑官、要官,就是面对送上门来的官帽,也一概拒绝,表现出了难得的淡泊境界。     

打造苴却文化品牌 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苴却砚,被誉为国之瑰宝,曾多次作为国礼赠送国外政要和国际友人,也是收藏赏玩的珍品。其质地与工艺堪与端砚媲美,清宣统元年(1909)曾被巴拿巴国际博览会选为文房佳品,1994年荣获全国名砚博览会金奖,被列为中国五大名砚之一,是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梁启超人格思想及其特点

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封建王朝腐朽没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发出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的呼声,呼唤新民的出现。《新民说》通篇的主旨,都在于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培养具有优良素质、进取精神、健康心态和强健体魄的新民。《新民说》体现了梁启超先生人格思想的主要内容。     

寻找文人“范儿”

一日,在一大型超市里购物,走到一个拐角,忽然看到,两位老人坐在一个玻璃幕墙围起来的咖啡吧里,边喝边聊,十分惬意。我想,自己要是到了老年能这么有风度吗?能这么雅致地生活吗?能这么有"范儿"吗?     

铸造自由学术之魂——王星拱与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1933—1945年）

自1928年受蔡元培委托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筹建至1945年卸任校长,王星拱服务国立武汉大学十七载。1933—1945年掌校时期,正值抗战时期,作为早期创业者,王星拱不断推进初建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的发展;作为后期守业人,王星拱带领师生完成战时西迁,落脚乐山延续命脉。王星拱在办学过程中,通过推进大学学术建设,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贯彻学术自由观念,坚持四育并举主张,强调通专并重教育等举措,构筑了学术重镇,践行了教育救国,坚守了大学精神,塑造了完整人格,培育了济世英才。在王星拱带领下,武汉大学的实力和声誉与日俱增,进而跻身民国著名高校前列。在这段苦难与辉煌的历史之中,王星拱掌校办学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下大学双一流建设也带了诸多启示。     

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

灾害学的概念出现较晚 ,对灾害的研究却由来以久。民国时期灾害频繁 ,危害甚巨 ,推动了中国灾害科学的研究。从民初开始 ,尤其是二三十年代 ,中国的灾害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在天文、气象、地质、地震、水利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得益于国内科研条件的改善和一批像竺可桢、翁文灏、李仪祉这样著名的科学家的艰苦奋斗。他们的努力大大地推动了灾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他们把灾害科学研究从传统带入现代 ,为减灾防灾做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安徽灾荒成因浅析

自然灾害是人类的大敌 ,做好自然灾害成因研究十分必要。本篇以民国时期的安徽为例 ,分析了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河流状况等自然历史原因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准、战争、政治状况等社会政治原因对自然灾害形成的重大影响 ,以为现今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历史的借鉴、相应的对策以至于具体的办法     

浅析近代我国选举制度——以民国时期中央议会选举为视角

本文以民国时期选举之现象看我国近代选举制度中的宪政思想成分。是以将民国时期的三次国会之选举过程作一比较，以此为论。通过对三次国会的选民情况、选举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到从西方移植而来之选举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为我国政治建设带来了效用，为全民及政府提供了接受民主与宪政理念的机会。但是亦要看到制度的移植所不可避免的受到的制约：除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社会因素及党国政治、军绅政权体制亦是宪政发展的阻碍因素，军政一体的现实需要使得宪政无法再如此短暂的时间和环境下开花结果，亦属无可奈何之事。     

北洋军阀们的雅量

北洋,本是晚清军政词汇,源自袁世凯在天津新农镇训练新军。袁世凯亡了清朝帝制,出任民国总统,他的北洋旧将和平过渡为民国要员,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是威将军,声名显赫;驻扎外省的,是武将军,兵权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