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事仲裁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改革问题

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方法，源远流长。在我国，自从《仲裁法》实施以来，国内商事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在实践与理论方面都有较好百寺发展。但我国商事仲裁还有很重的行政色彩，分析了我国商事仲裁中行政色彩的表现及其成因，在考察各国立法和国际常设仲裁机构的做法后，提出《仲裁法》应当明确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同时，仲裁机构也应转变观念，促使这一目标实现，以使我国商事仲裁能适应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要求。     

论社团的组织特征及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趋势

本文认为非赢利性、民间性、代表性是社团组织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社团组织越来越多 ,追求目标多元化 ;社团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 ;民间化程度将大幅度提高 ;法治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内部规模和影响力产生分化将是我国社团今后发展的趋势     

网络文学批评的现状与问题

网络文学批评形式灵活、快捷互动,不用顾忌人情情面,以其鲜活的时代现场感、真切的自我参与感、普泛的民间性获得了生机。网络文学批评的主体是千千万万的大众网民,正是他们的参与,使少量优秀网络作品从网络文学的海洋中浮出水面。目前文学批评界对网络文学作者及其作品的关注还很不够,这将是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中国文言小说的“纪闻”特点及“新奇”之美

中国古代小说生发于“道听涂说”“街谈巷语”,天生具有“纪闻”性,兼与记录口传耳闻之事理的子书、史传同源异派、同宗异脉,从而形成文本创构中的“纪闻”传统。历史地看,以笔记体与传奇体为主的文言小说常常经由民间“传说”“传闻”等口头传播,最终落实到文人“纪异”“纪闻”等笔头载录;同时,又常经由强调传播者的“说”“语”等体式,最终落实为强化创作者“闻”“传”等体性,“纪闻”性的血脉贯通其间,且愈演愈强。相对于常常拘泥于“实录”“传信”的史传而言,小说大多在“贵耳”“遵闻”观念影响下,凭着“妄言妄听”底蕴,风行于“纪异”“传奇”等观念之上,并形成较为鲜明的“纪闻”特点和“新奇”之美。     

消解与回归:《水浒传》忠君观念新论——兼论《水浒传》的民间性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其忠君观念同封建正统忠君观念有差别。书中,作为封建伦理纲常核心的忠君观念在社会行为层面上受到侵蚀和消解。第一步是绿林之“义”对君臣之“忠”的破坏,第二步是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又进而消解绿林之“义”。这种消解在更深层次上又是向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回归。《水浒传》成书过程的独特进一步使忠君观念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     

文学的泛化与短信文学的勃兴

现代科技的发展更新了文学艺术活动的媒介、手段以及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方式。文学的泛化已然是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短信文学的勃兴既与手机短信的技术优势相联系,也是时代的审美特点所使然。形制上的短小,内容上的平面,传播上的快捷,亦即“短”、“平”、“快”构成了时下短信文学最为显著的特征。短信文学赓续着传统文学的特征,又不乏某些新的质素,在某种程度上使文学获得了对时空限制的超越,带来了文学发展的新契机。     

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的民间信仰现象

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在运河区域具有较广泛影响力的漕运信仰.以往的研究在有关金龙四大王的最早记载、成神原因及最初形成区域等方面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且未就这一信仰形成的过程进行解读.本文认为,金龙四大王最初是在江南地区形成的,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江南地区漕运负担加剧,从而在信仰层面形成了以护佑水运、漕运为主的神灵崇拜,并沿运河传播开来.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形成过程典型地体现了官民互动的结果,官民双方力量的对比或态度的趋向会影响到对民间信仰的价值评判--是淫祀还是正祀.在官民互动的过程中,金龙四大王因在信仰的取向上更加契合国家正统理念,因而官方致祭的色彩越来越浓,最终被列入国家祀典,淡化了原有的民间性、地域性立场.     

声音唱出的民间狂欢--"猫腔"给莫言《檀香刑》带来的超越

莫言一直是新时期作家中勇于探索的一位,他自称《檀香刑》这部新世纪力作是其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本文从“猫腔”着手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莫言正是用地方小戏“猫腔”的声音给作品定调,帮助作品实现了“大撤退”———作品民间性的更大回归,同时带来了整部小说的音乐性、通俗性和丰富性,促成作品悲剧主题的转化和升华,并预示着民众的觉醒。莫言由此实现了对以往的超越。     

汉画孝子图的史料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汉画孝子图突出庶民孝养之义,与当时官方表彰与史传所载的孝子孝行有同更有异。它们勾勒出东汉时期民间孝子图的传播轨迹,折射出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孝道的本质,反映出汉代一般社会的孝子观,揭示出汉代孝道思想相对多元的特色。     

第三部门对社会矛盾冲突的调控作用探析

现代社会广泛兴起的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具有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特性,在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中起着独特的作用.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应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组织的预防、整合、沟通、协调和济贫救困功能,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