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性资本与中国宗教市场中的改教

"灵性资本"是一个用来解释宗教现象的新概念,是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之后对资本概念的又一发展。灵性资本包含了来世、健康、社会资本、公共服务、经济态度和宗教的外部经济六个要素。由理性选择理论角度看,宗教信仰是个体基于最大化动机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体信奉宗教是为了获得灵性资本,而改教则是放弃灵性资本较低的宗教,改信灵性资本较高的宗教。中国社会中基督徒数量的大量增长,是一种从传统的民间信仰皈依基督教的改教现象,而且这种改教几乎是不可逆的。这说明,基督教所提供的灵性资本高于传统的民间信仰。     

藏羌彝走廊民间信仰与道教文化的互融与整合

"藏羌彝走廊"内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并呈现和谐共存和睦共荣特征,是我国典型的多元文化汇集之地。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历史和民间习俗、民众心理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以民俗学视角,主要运用"对点式"观察分析法,梳理走廊中具有典型代表的藏羌彝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道教文化要素,探究道教文化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拓展藏羌彝走廊的整体文化共同特征,并就如何发挥好民间信仰文化作用,更好推进区域文化产业资源整合、维护宗教生态平衡、增强区域和国家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发展事业提出一些思考。     

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文革”以前,中国大陆有将近一百三十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参加农业生产。这批老知青当中的大多数成员出身于政治上“有问题”的家庭。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教育领域实施的以阶级斗争为名的政治歧视,他们在1963—1965年的高考和中考中整体性落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成为他们“脱胎换骨”的唯一出路。但这些老知青的虔诚和逆来顺受并没有换来合理的报偿。相反,直至“文革”结束,这批出身“黑五类”家庭的青年一直是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在其生活道路上历尽艰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历及其历史意义长期被掩盖或抹杀,以致今天他们仍然是中国社会里一个无声的群落,“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也由此成为共和国史上的一桩公案。面对和解决这桩公案的意义不仅在于还这些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中国公民一个公道,还有助于廓清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并给后代留下一个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     

公共精神培育: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投融资的有效路径

城镇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进程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我国城镇化投融资压力较大,总量不足、主体单一、方式较少等问题十分突出,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是破题的关键。公共精神是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助推器,公共精神的培育,能推动城镇化投融资多元主体的形成、鼓励城镇化投融资方式的多元拓展、提升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运行效率,从而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城镇化投融资压力。     

我国民办博物馆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民间收藏是民办博物馆发展的基础.在民间收藏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在国家鼓励博物馆多元化建设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我国民办博物馆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国内外民办博物馆发展在所有权与财税政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借鉴发达国家民办博物馆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民办博物馆的未来发展将出现三个走向:完善法规,提供保障;加强监管,支持发展;理清思路,创新发展.     

楚简所见诸司神考

楚卜筮简中有八个冠以“司”字的神名,即司命、司祸、司录、司折、司祲、司差、司佗、司救。这些诸司神的职掌大多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其得名与俗世的官职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是相当晚起的一组神灵,普遍存在于战国时期各地的民间信仰之中,应属于职能神的范畴。     

The Relation Between Buddhism Secularization and Jiangnan Folk Faith——Focusing on the Custom of Guan Yin and Cheng Hua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明清时代宗教的发展越来越突出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价值,越来越趋向平民化、内容世俗化。宗教的世俗化意味着传统教义中的神圣性质在逐步地淡化和减少,传统宗教的仪式及组织也日趋简化,传统宗教放下身价主动向民间信仰靠拢。从江南地区观音信仰及城隍崇拜的盛行,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佛道发展的这一世俗化趋势。明清时期的城隍神最初是由官方赋予的官僚形式,成为神道设教与打击淫祠的象征,但是苏州民众却将其逐渐演变成富有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包含进丰富的民生内容。最终使得城隍信仰活动演变成为苏州城乡民众的狂欢节日。     

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民间调解的变革——以四川会理县的实践为例

民间调解不仅能缓解地方诉讼压力、减少讼累,而且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清末民初,在民间社会的主动探求与官方引导的合力作用下,民间调解由自发和无序逐步开始了程序化、制度化,并由县城逐步向乡场等更低层社会组织渗透与扩展,最终成为基层社会一种稳定的民事管理机制.考察清末民初民间调解秩序的"实践历史"及发展动力,对于完善当下社会协调机制,尤其是基层社会的自治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论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以宁化河龙的伊公信仰为分析对象

伊公是个广受宁化县河龙乡53个聚落祭拜的神明,它的信仰曾一度扩大到长汀县以及江西省石城县等地.本文以伊公信仰为分析对象,利用地方志、族谱、清朝的碑文以及田野调查资料探讨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问题.认为从伊公信仰的缘起可印证在宋代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是同步的;伊公信仰的扩大受到了官方的推动、经济交往的延伸、姻亲关系的牵引、宗族迁移的播散以及抚慰乡民焦虑心理的需要所影响,它的扩大过程同时也是它与当地社会的环境、经济、民俗文化及民众心理相结合,即地方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