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路径研究

城市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行为主体,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有利于提升城市对外品牌影响力、拓展对外发展空间、拉高城市发展眼界。我国城市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协调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周边及区域的带动作用不够明显;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城市的国际化专业服务水平不高;国际合作平台和机制建设亟须完善。城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城市群功能转型,打造丝路城市走廊“新支点”;构建沿线城市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形成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对外开放“新节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沿线各城市之间经贸合作“新融点”;持续优化“一带一路”国际化服务环境,增强与沿线城市在文化、教育、卫生、法律等人文领域合作“新焦点”;规范本地企业“走出去”投资行为,全面提升应对境外安全的“风险点”;配合国家总体外交,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新触点”。     

论平城时代“大一统”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

平城时代是北魏最辉煌的时期,为了应对外部政权争霸与内部民族矛盾,北魏在这一时期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构建“大一统”王朝。在疆域上统一北方,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推动了各民族民众密切交往;构建民族认同,推行宽松的民族政策,招揽汉族士人;在文化上学习中原儒家文化,并利用宗教团结各族民众。以上举措及其提出的“天下一家”“天下民一”的思想成为当今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而其体现出的兼容并包的态度、重视文化建设的精神,则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宝贵财富。     

“多元团结”到“多元一体”的转变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费孝通民族研究脉络的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关键。本文先从费孝通和顾颉刚的学术争论谈起,梳理了费孝通从早期“国家一统多元民族”到后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张转变的过程和逻辑。具体而言,费孝通早期认为,民族是“多元”的,但是,这种“多元”本质上是文化的“多元”,不具有政治属性。因此,他主张通过保障各民族政治平等来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一统。在将历史变迁和民族关系的视角带入后,他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民族“分分合合,合之又合”,形成了一个实体的、多层次的中华民族。“多元融合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并不是为了理论构建而构建的,而是基于民族关系视角对中国整体社会历史变迁的概括和凝练。此种主张转变,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启示。     

"民族互嵌"视野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命题,也是重要目标。2014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后,"互嵌"一词成为民族学、社会学、马克思民族理论等学科讨论的热点范畴,然而学界基于社会结构、社区环境等角度的分析较为集中,而利用"民族互嵌"的视角切入分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框架以及社会学家Zukin 和 Dimaggio "嵌入性"四种类型的分析范式^([1])进行结合,进一步分析"互嵌"下的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路径。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向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定位

近年来中日关系逐步转寒回暖,无论政治交流氛围,还是经济合作环境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这离不开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对日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对中日关系缓和发展的引领作用。在安倍首相访华及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G20峰会之后,两国政府在努力建设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上达成多点共识。中日双方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平台,进一步致力于深化经济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共同培育新动能和新的增长点,加速东北亚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左宗棠治水

想必大家对“大禹治水”这个历史典故早已耳熟能详。其实,纵观中国历史,不少名人都曾致力于水利建设并作出了卓越贡献,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左宗棠生于1812年11月10日,卒于1885年9月5日,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左宗棠作为晚清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除了敢于同外国入侵者坚决斗争、维护国家利益之外,还从国计民生出发,除水患、兴水利、保民生,发展社会生产。     

地方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基于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的考察

明清以来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在古歌、古老话、创世纪史话、民间故事等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增多了用汉字记录的科仪文本、地方志、家谱、碑刻等。这些文献更贴近民众日常生活,能够反映出地方社会的真实样貌。它们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教育场域中形成并传承,通过口传心授、文治教化的方式,承载着各族人民历史记忆、生产生活经验,反映出儒家思想和礼制规范。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地方教育促使国家自上而下和地方从下到上双向地实现了礼俗互动,重构了地方知识谱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是地方教育的应有之义,为地方教育提供内在指引。地方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外在助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频共振地强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归属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