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金融司法协同的实践创新与制度优化

金融司法实践正在积极回应金融创新带来的挑战。厦门金融司法协同中心从专业化和协同化的方向推动了金融司法结构的变迁,契合了合理配置有限司法资源和提升地方政府竞争力的社会需求,彰显了金融司法功能扩张化的趋势。金融司法机关通过类案同判和参与立法的方式弥补金融立法的不足,实现规则创设的功能。建立金融司法协同的长效机制才能强化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司法保障。推动厦门金融司法协同中心民商事、行政、刑事案件管辖的一体化,提高金融司法审判的专业水平,制定地方性法规形成有效协同的保障机制和约束机制,是实现金融司法协同制度化的法治路径。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理论的丰富完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创新探索。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需要关注其四个方面的特征：思维方法上的辩证性、理论品格上的实践性、价值取向上的人民性和系统基础上的法治性。要准确把握这一论述的鲜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认识,加强中国政治制度和施政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媒介接触如何影响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全国经验性数据的考察

农村居民的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是评价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维度。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讨论农村居民媒介接触对其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接触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对于其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电视和报纸显著地提升农村居民对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同时,尽管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只有手机网络推送的消息对农村居民的环境认知具有显著影响。结果表明,与新媒介的受众相比,传统媒介的受众持有更高的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认为,完善媒介宣传矩阵、优化农村环境治理薄弱环节以及着力解决媒介曝光的农村环境问题,是有效提升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可取之道。     

"保护水源地"观念与民国东祁连山区的社会治理——兼论边疆社会治理中的"非典型"观念

东祁连山脉曾长期是中国西北边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多森林、草原,自清代中叶以来引发了一系列砍伐与开垦活动.民国时期,一种将山区森林草原视为下游绿洲水源地并要求加以保护的观念,开始在该区域社会治理的有关文献中广泛出现.民国时期甘肃省民乐县东祁连山区社会治理的实践表明,这种"保护水源地"观念在社会治理中的真正目的并非是...     

社区治理的公共空间维度——以上海市Y社区“首位公共空间”治理为例

由物质性要素、公共性要素、主体性要素和社会性要素共同构成的社区公共空间,既关联着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又赋予了城市空间建设的意义表征。楼道空间是社区公共空间的基础单元,是社区的“首位公共空间”,具有首位性、首要性和睦邻性特征,在整个社区公共空间中居于本源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上海市杨浦区Y社区有效运用公共空间“四大要素”的系统性机制开展“首位公共空间”治理,实现了社区实体空间之变、邻里关系之变和治理思维之变。“首位公共空间”是阐释新时代社区空间治理理论和实践有效互动的创新概念,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空间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礼乐制度与中国艺术乡建——兼论审美治理的中国经验

艺术乡建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形态,以“艺术介入”之维体现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近年已取得了系列性的成果,同时也因对于“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理解与实践有所差异而存在诸多问题。艺术乡建实则并非局限于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介入,而是在当代多元文化叠合的语境中,综合运用美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以审美经验的自律为基础,对乡村自身的礼俗秩序及其嬗变进行发掘和阐释,并以当代审美经验构建新的乡村共同体,从而真正激活乡村自身的价值。礼乐制度是富于中国经验的审美治理机制,探讨礼乐制度如何在民间接衍并建构其当代形态,是实践中国艺术乡建由“外”而“内”并交互共生的重要路径。     

社会困境治理模式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困境主要描述的是由人的利己动机而引发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其行为表现是人们选择竞争还是合作的矛盾,这种矛盾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建立一个协调、有序、良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