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权性质及转让范围的探讨

水权是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虽然水权具备物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财产性权利,但水权是一种用益物权,是对他人所有物享有以使用收益为内容的他物权。水权的法律性质决定了水权转让的范围:水权转让的主体主要是在水权流转中通过水权交易移转水资源使用权的单位或者个人。水权转让的客体,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只限于多样化的经济用水,且必须是获得取水许可证的水权。从水资源使用权的位次看,家庭生活用水满足人类最起码的生存需求,其第一位次的地位不可动摇,紧随其后的是生态环境用水权。从水资源的用途看,无论是转让人还是受让人,都不能随意变更取水许可证的记载。     

大同市水权转让法律制度的构建

水是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大同市的水问题十分突出,如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水资源的缺乏和污染等,已经严重影响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应建立一种以市场经济为指导、以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水权转让法律制度。     

浅析美国西部水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检视了美国西部诸州水市场的结构以及政府在其中的参与角色,并对其做出了相应的分析,指出了其中的缺陷,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其制度革新意见。最后,透过美国制度的解析来给我国水权市场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河西内陆河流域农灌水权制度历史变迁的经验启示

河西内陆河灌溉农业由来已久,其灌溉农业的发展的历史,也是水权制度变迁的历史。综观河西内陆河流域历史水权制度,主要是以国家正式制度为主导,附之以乡规民约。在水资源使用权方面,基本以先占原则、工役补偿原则、有限渠岸原则来取水;在水资源所有权方面,全部水资源为公有,不存在水的私有;整个水权制度变迁的过程体现出以“均水”为终极目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增长、水资源日益减少,这种以“均水”为目的水权制度已经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打破历史形成的以“均水”为目的水权制度,构建以效率为先的可交易水权制度是水权制度变迁的历史必然。     

广东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研究

广东省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许多地区仍受水质性缺水、工程性缺水、资源性缺水以及管理性缺水的困扰,水污染、水资源短缺、水资源利用浪费、管理制度落后等问题威胁着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本文从水资源综合规划、节水技术手段、工程建设、制度管理等方面就广东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管理提出了相关建议,指出应以水资源承载力为基础进行水资源配置和水资源规划,提出了农业、工业、城镇生活用水应该达到的节水目标和水利工程重点建设目标,并特别指明了在广东省开展水权管理试点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的途径。     

论水权的性质

我国水权制度的特点是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对水资源的所有权，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行使对水资源的利用权。与水资源相关的主体具有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的双重属性，不但在民法理论上引发有关水权性质的讨论，也无法满足现实中对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要求。将水权的性质定位于水资源占用权，有利于解决理论上的困境，防止水资源的浪费，更好地实现水资源的价值。     

从新发现的契约文书看清代至民国初年敦煌的水权交易——民间文书与明清以来甘肃社会经济研究之八

在对敦煌市博物馆新发现的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敦煌地契，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殷潘氏遗言分关字样，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殷全杰当田地文契，高守库出退田地永远杜绝文契等6份契约文书整理的基础上，对清代至民国初年敦煌水权交易及其特点等做了探讨。这些新发现的敦煌契约文书，对进一步拓展敦煌写本文献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水权制度缺陷及其创新

我国水资源赋存稀缺性与其需求无限性之间的冲突决定了水权交易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水权交易制度的实施首先要求明晰界定水资源产权。我国现有的基于行政手段配置水资源的共有产权制度安排在保证水资源政府供给实现的同时,严重阻碍了水资源市场的发育,导致水资源利用长期处于无效率或低效率状态。因而逐步转变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依靠市场进行水资源的交易和转让,使水权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私有产权,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从而最大程度地克服共有产权的缺陷,将其外部性最大限度地内部化,以达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     

初始水权分配的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对水市场上的水权交易一般模式的研究,运用博弈论结合我国初始水权分配的特点对传统的水权分配行为进行解释。     

水权市场的构建与运作体系研究

本文从我国实际出发 ,论证了构建我国水权市场的必要性及应该作好的产权分配与制度创新工作 ,在此基础上对水权市场组织的设立、交易制度建设及水权市场的运作体系进行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