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中国文化的荷兰汉学家

古老辉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以其博 大精深的内涵、瑰丽斑斓的姿彩,使不少外国 有识之士为之倾倒,荷兰王国著名汉学家商罗 佩博士便是其中的一位。 高罗佩通晓14种语言,对汉语尤为研究 深刻,能够运用汉语熟练地写作中国旧体古 诗。他热爱华夏文化,毕生潜心研究。荷兰人对 于中国的了解,兴趣与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归 功于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被封杀的文化部长

<正>1986年11月,我上任(指担任文化部长)后约半年,到上海参加作协召开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讨论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外国的活动于文学领域的汉学家,其中有瑞典的马悦然教授,苏联的费德林教授,英、法、意、日、澳大利亚的一些专家等。此会早就计划要开了,有关外事部门一直未批,我一担任部长,此事批下来得也就快了些。     

与挪威汉学家何莫邪谈汉学

作者和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汉学家何莫邪教授在挪威见面,有较长时间讨论汉学,颇有所感,其中包含了作者对国内外汉学研究者不同心态的观察与思考.     

李鸿章与俾斯麦的缘分

中国一些史学家最近在整理清朝史料,这引起了德国汉学家的重视。德国史学界对李鸿章当年访问德国,以往着墨不多,现在从俾斯麦私人档案库里找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     

隐士修行终南山

二十多年前,美国汉学家、佛经翻译家比尔·波特来到中国,寻访传说中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因为《空谷幽兰》的问世,很多人才知道距离西安市区一小时车程的终南山中,还保留着隐居传统,有五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山谷,过着和一千年前一样的生活。     

略述外国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识

以洪堡特、罗杰瑞、桥本万太郎、霍凯特、罗伯特·迪克森为外国汉学家的代表,赵元任、徐通锵、戴庆厦、张斌、金立鑫为中国汉学家的代表,比较了中外汉学家对汉语特点的认识。虽然国情不同,但语言学家都是从纯语言的角度来认识汉语的。全文的重点是外国汉学家对汉语的认识。     

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

近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中西关系史、匈奴史、先秦史、艺术史和近代汉语等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学术成就学界尚未有人论及,某些专门介绍德国汉学的著述也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关于他的情况往往只有数百字的概括性介绍,甚至有的仅在注释中提到,专文全面论述夏德的汉学成果迄今未见。夏德的汉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考证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秦即叙利亚,论证了西方的匈人与中国匈奴的同一关系,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高度评价清代的绘画艺术并推动了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研究和教学。     

海外汉学家与香港《译丛》的中国文学编选及译介

香港《译丛》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一个典范。在其主创出版者与撰稿人群体中,海外汉学家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文学编选方面,他们的跨文化身份明确了域外读者的阅读期待,他们的学术关注点又将选材进一步聚焦,最终选定代表性的中国文学篇目。而且,在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近乎直译的汉学翻译方法与相关研究性文本相结合,是一种全方位深度传译的“丰厚翻译”模式。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进程中,海外汉学家群体的地位与作用亟需得到学界的肯定。     

《论语》与《孟子》在当代日本的译介——兼及经典外译的一点建议

《论语》与《孟子》等国学经典的译介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这些国学经典在日本的译介状态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引入历史视角的同时,侧重于对这些国学经典的当代日本译介状态尤其是优秀译本进行考察,并指出无论基于文化传播的规律或是历史的事实,经典译介主体的最佳选择应是具有多变文化体验和修养的日本汉学家。     

新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如何三面应战——德克·卜德晚年讲稿的启示

21世纪的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着来自学术史、历史文献和国际学界三方面的挑战,美国著名汉学家德克·卜德晚年讲稿——《What and Wh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的洞见与不见给我们正反两方面的启示:面对空前庞大的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研究者应勇于重审、反思那些看似不证自明的常识,质疑预设、基础、前提的合理性,重访以往被忽略的多元面相,以不断更新、丰富我们对重大文化命题的认知;研究者在利用古典文献时应充分注意到其不断附益、流变、生成和经典化、谱系化的建构过程,以确保举证、持论的科学性;国内学界应当熟悉海外汉学家的研究视野、角度、路径与方法,但必须同时注意其解构与颠覆倾向,警惕那些有意无意的偏见和误读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