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道德经》在英国汉学界的译介历史和问题探究

《道德经》是国外认识老子思想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英国汉学家为《道德经》的英译和西方的老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他们的身份特征和基督教思想本位的思维定势,他们的译作具有明显的基督教化倾向,从而造成了译本的文化失真。以湛约翰、理雅各和韦利的译本为例,介绍他们译本的刊布历史,并从译者的身份目的和翻译策略对他们译本的基督教化倾向问题进行剖析,希望能对《道德经》的重译起到借鉴的作用。     

推介莫言的瑞典女汉学家

莫言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和他本人的努力有关,但年轻的瑞典女汉学家陈安娜的推介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她把莫言的许多作品翻译成瑞典文,介绍给瑞典人民,让瑞典文学界认识了莫言,从而对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华民俗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那么陈安娜何许人?她为何要翻译、推介莫言的作品?说到陈安娜,首先得说其丈夫陈迈平(万之),因为是他引导陈安娜走向翻译中国文学的道路。陈迈平祖籍湖南湘潭,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文革"前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小学、上海复兴中学,"文革"     

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

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用西方宗教和哲学概念翻译及诠释中国思想;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借助翻译和诠释塑造中国文化形象.《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要反对其抛弃原文精神实质的滥用.     

关于“报”的几点释义——书面答一位汉学家的提问

为什么会有“报”这样一个命题 与“仁”、“孝”、“忠”或“义”、“法”等汉字不同，“报”字在现代汉语中并不能成一个独立的意义单位，它必须与其他字组合，构成一个词，如“报应”、“报答”、“报仇”、“报恩”或“果报”、“回报”、“酬报”等等，始能表达一定的意义。在中国内地，如果你问一个受过教育或未受过教育的人“报”的意思，他要么会问“你是说报纸吗”，要么认为单独一个“报”字并无确切的含义，只有当它与另一个汉字组成一个确实的词汇，并具体落实到一定的语境时，才能成为一定的意义单位。     

文化认同问题：史景迁视野中的清朝文字狱

史景迁是当代美国的“汉学三杰”之一,素以下笔如挥闻名,著作等身。《皇帝与秀才》是他在2001年出版的新作,该书一如既往地秉承了其汉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特色,从浩瀚的清宫档案,谕旨和奏折等史料中勾稽出清雍正年间著名文字狱——“曾静案”的来龙去脉,并以生动幽默的语言将《大义觉迷录》的撰写、编纂、制作、发行、宣传乃至最终被禁的这桩令人匪夷所思的历史闹剧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徜徉于中国学研究之中——德国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的学术道路

求学生涯在古老的德国海德堡大学,活跃着一支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队伍,他们的研究成果蜚声国际学术界,其中的领军人物,就是德国著名汉学家鲁道夫·瓦格纳。瓦格纳生于1941年,排行老四,父亲O.H.瓦格纳拥有博士头衔,其家乡坐落在黑森州风景秀丽的威巴登市。1962年,21岁的瓦格纳离开父母,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先后在波恩、海德堡、巴黎和慕尼黑大学学习汉语、日语、政治学和哲学。1969年,他以一篇研究佛教僧侣慧远思想的论文取得了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为取得这个博士学位,花去了瓦格纳7年的时间。这并不是他不努     

韩国金沧江的汉学成就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之前,韩国政府使用的正式文字仍是汉文.金沧江是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汉学考试的韩国最后一批高级汉学学者之一.无论是在其祖国还是在流亡中国期间,金沧江在一生中始终使用汉文写作,并致力于汉学的研究和总结.金沧江是韩国近代最重要的汉学家和文史大家之一.     

英国汉学家与19世纪清小说的译介

19世纪是清小说英译的发轫期。译者以驻华外交官为主体;英译动机是为了提供语言学习材料,传递适合英国文化和经济扩张政策的价值观及帮助了解中国;英译的基本策略为摘译、节译、编译和改写。英国汉学家对清小说的译介在中国古典小说西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推动英国汉学的开拓与发展;有助于西方正确理解中国;为清小说纳入世界文学系统打下坚实基础。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和译介学的角度,考证、辨识19世纪的英国汉学家英译清小说的主要作品、译本与翻译特点,评价其功过得失与学术影响,无疑对于丰富中国文学“走出去”语境下中国古典文学外译与传播的研究不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