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两汉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息息相关。汉武帝、董仲舒的某些事迹说明：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以人才荟萃为基础的;国家的文化政策,与之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联系。司马迁的生平,处处闪耀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光泽;他的《史记》创作证实：文化传承与创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活动。司马相如的创作实践宣告：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紧扣时代主题,领一代风骚。东汉四圣的科学成果验明：文化传承与创新,自有其内部发展规律。     

汉武帝时代两越西南夷开发之争及文章创作中的文化地理观

汉武帝时代在出兵两越、开发西南夷问题上存在着主开发与反开发的争论,这种争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地理观。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代表了反开发者的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而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则反映了主开发者的地理扩张与文教传播并进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二者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理财大师桑弘羊缘何身死族灭——技术型官员从政之路的启示

《史记.平准书》载,桑弘羊系洛阳贾人子,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可称为一名精干的技术型官员。终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打通西域、开发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     

汉武帝时期的礼乐想象与文士的“美政”观念

武帝时期是汉代进行礼乐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将“政治与美”加以联系并进行明确理论表述的开端.在“大汉继周”观念的统驭下,士人阶层积极复兴周代礼乐.尽管这种复兴带有“想象性”成分,但客观上却为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美政”理论的成熟提供了现实土壤.董仲舒是“美政”观念的主要建构者,在其理论体系中,天地秩序、道德良善、感官愉悦成了风俗美、政治美的应有之义.同时,以“同类相动”为思维指导,天地、道德、感官构成了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使“美政”观念具备了理论的周延性.     

司马迁的心理障碍

本用司马迁自己选用的史实来论证司马迁的心理障碍,以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评史遗下的错案,贬抑了李广畏罪自杀、李陵投降,为有功于国的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张目。     

苍海郡研究

苍海郡是汉武帝在东北亚设置的一个边郡,两年乃罢。该郡的辖区应包括东濊、沃沮（东沃沮和北沃沮）所在领域,即今我国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东部、朝鲜江原道和威镜道以及俄国滨海地区。武帝设置此郡,一是为了打通汉朝同东北亚地区的通道．开辟东方丝绸之路;二是为削弱卫氏朝鲜在东北亚的影响．减弱来自朝鲜半岛的压力;三是为了隔断匈奴同卫氏朝鲜的联系,以防匈奴同卫氏朝鲜结为联盟。该郡之设置,使我国图们江流域首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辖区,进一步开拓了通往朝鲜半岛的商路,促进了东北亚地区一些古族古国的发展。     

试论汉武、光武二帝治盗之法异同

汉武帝治盗背景为过多徭役征发超出百姓承受极限,进而引发社会动乱。光武帝治盗背景为国家对依附关系进行强力干预而遭到部分豪强地主反抗。汉武帝派专员以严刑峻法治盗,但收效甚微。光武帝以“柔道”治盗,用计谋瓦解盗贼,收到良好效果。二帝治盗措施的指导思想皆是汉家治政理念在治盗方面的体现,经历了由西汉汉武昭宣时期的“霸王道杂之”到东汉初光武时期“柔道治国”的演变。     

略论汉武帝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

秦汉时期处于我国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与监察制度的日趋完善有直接关系。汉武帝时期监察制度的静态结构及监察制度的运行特点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借鉴。通过借鉴西汉监察制度的长处来完善我国现今的监察制度,为行政权力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利的保证。     

最美不过夕阳红

古代中国皇帝登基以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后宫选妃？派兵征蛮？其实是寻找长生不死的妙方。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唐太宗到明嘉靖，他们对于长生都有着疯狂的执着，甚至不惜遣人至海上寻找仙人，亲自尝试各路方士炼出来的丹药……可最终他们无一例外地长眠黄土，甚至还有人因为服用丹药而殒命，长生不老至今仍然是梦一场。     

古代经典自荐文评析

古代众多先知圣贤为推销自己,创作了许多自荐文,现辑录于此并加以评析,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启迪。汉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天下奇才东方朔在汉武帝继任后的首次"公选考试"中,向汉武帝写了一封自荐信,妙语如珠,不卑不亢,汉武帝啧啧称奇,并花了两个月时间详读了他带来的两车三千片竹简上的建议。唐朝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