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治道变革——基于执政党与政府的两重视角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治道变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自身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流。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国的治道变革也迫在眉睫。本文主要就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及其政府———中国政府要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详细阐明中国治道变革应该努力的方向。     

竞争、多中心治道与我国公共服务改革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我国的公共服务改革在20多年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在于竞争,而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安排公共服务供给则给竞争提供了制度平台。分析多中心治理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中有效竞争的支持,探讨其对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启示,能够得出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     

"税感时代"的治道变革

中国的财税史，也是一部收税人和纳税人的博弈史，伴随着纳税人权利的觉醒，征纳双方关系渐趋平等，税务机关的权力也不断得到约束。近年来，在安徽地税系统，一场旨在促进征纳和谐的治道变革正向纵深推进。     

治理理论与公共管理(笔谈)

面对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持续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治理理论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理论和运作上均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道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于《孙子》的注解。关于治国之道 ,孙子与儒家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 ,同时又各有侧重、各有特点。这十一位注家在注释《孙子》过程中 ,既阐发了孙子的原意 ,又融合了诸多儒家的思想观念 ,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中国传统治道之源──对《论语》中政治管理思想的现代诠释

跨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政治管理模式的转变。奠定传统治道基础的《论语》，对中国政治管理模式影响至深。本文从现代政治管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尽管孔子治国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人治主义色彩，但其中仍不乏现代政治管理模式的生长点：其一是“德治”中蕴涵的人道管理观念；其二是“礼制”中包含的制度化权力机制；其三是“正名”中体现的合法性权威原理；其四是“中庸”里孕育的有限性政府行动原则。     

先秦诸子的道德观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传统文化中所云的治道就是管理国家的学说。先秦诸子的治道往往涉及道德观，儒家“限我”、墨家“毁我”、道家“无我”、法家“鄙我”都从此出发，归纳出治理天下的要诀。值此改革开放之际，如何对待“我”已有新的思考，先秦诸子的有关论述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     

中小企业发展社团促进法构想

文章通过分析《中小企业促进法》存在实效性不强的弊端并结合中国入世和国际治道变革的趋势的实际需要 ,指出应借鉴各国相关立法 ,建立促进发展中小企业的社团法律机制。     

《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及其意义

《黄帝四经》是黄老学的奠基之作,它提倡"道生法",在治道上将"法治"和"德治"融合起来,提炼出"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是理性的化身,终结了先秦的"礼法之争",实现了治道的制衡。《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对战国中后期中国治道精神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管子、慎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在被影响之列。董子接续了荀子"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并将这种治道精神转化成治道实践,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主流的治道模式。但"德主法辅"只能适应封建的农业宗法社会,于现代的商业社会不契合。所以,大力挖掘《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于当下法治中国构建"法主德辅"的治道模式是大有裨益的。     

治道与政体：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

2015年4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弘道书院举办了一场以“治道与政体”为主题的致公论坛,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研究各有专长。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各抒己见,交相驳难,就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展开了一次中西之间的激烈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