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法典化三题

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对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诸如“法典编纂的逻辑基础”“法典化的程度”“法典编纂的规范来源”等三个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律要求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而党内法规的“1+4”板块划分与这一要求存在逻辑差异,故为保障党内法规法典编纂的科学性,应回归部门法划分逻辑,以部门为单位展开法典化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程度应根据现实情况适度而为,既不应编纂综合性的“党内法规法典”,也不应认为所有党内法规部门都适合编纂法典。当前,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中,调整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部分展开法典编纂的条件最为充分。编纂党内法规法典,应考虑整合单行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等其他党内法规渊源,在中央党内法规基础上,适度汲取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中的适当规范。     

试论我国十年来对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研究

本文对我国十年来的中国民法法典化研究进行了专门系统的总结.首先它描述了这个研究的基本历程,把它划分为准备、走步、深入、继续深入并指导实施等几个阶段。其次它概括了这个研究的重要成就：研究了民法法典化的基础性问题,分析了民法法典化的原因,探讨了未来民法典的模式,指出了民法法典化的方法。最后它揭示了这个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大量研究领域有待开拓,很多研究成果需要深化。     

借鉴与建构：对我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的思考

制定一部逻辑严密、结构合理、内容丰富、体系完善的环境法典,是推进依法治国、提高我国环境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环境法典的编纂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价值取向、以“适度法典化”为编纂模式、以“总—分”结构为框架,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方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传统规则的现代化尝试:伊斯兰法律的法典化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和法律侵蚀,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法学家们积极作出反应,他们在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否认的态度看待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另辟蹊径,致力于研究、探索伊斯兰价值体系的法制改革,以此构筑伊斯兰法的现代体系。法律的法典化是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与独特形式,即伊斯兰世界的改革者们通过把传统伊斯兰法律观点和法律规则条款化、系统化和统一化的大胆尝试和富有成效的改革,经过长期努力,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民法法典化背景下法律解释问题探讨

我国即将完成民法典的编纂,在民法法典化背景下,探讨法律解释问题的意义主要在于:明确法律解释的目标、确立法律解释的基本指导原则、实现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共识、尝试法律解释规则的成文化。法律解释的对象就是法的渊源,它应当包括制定法、习惯法和法理。法律解释方法,应当对应于法的渊源。就制定法来说,其解释应当对应于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和价值补充方法;习惯法的解释对应于以习惯法来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而法理的解释,则对应于类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和创造性补充的方法。在我国民法典之中,应当将法律解释规则成文化。     

民法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民法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法的性质在程序上的必然反映,但由于我国司法公正的缺失造成了民法功能的部分丧失,不利于创设的一个有序的市民社会,因此我们应通过对民法的法典化,以期实现其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最终确立。     

大陆法系法典化的本土资源及其考证

中国法的风格历来相似于大陆法系模式,这必然导致法律本土资源的积累与法典本身的定位密切关联。在英美判例法影响日益深刻的国际背景下,为大陆法系法典及其功能正名,能够重新透视法典的法源性、基础性、主干性、优异性等法文化属性,矫正法学界忽视制定法重要性的偏颇之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法在价值与体系方面均取得进步,具体表现为人的私法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私法自治基石性地位的奠定、私人利益与私人权利得以确立并获确实保障、民法的科学性得到长足发展等。不过,现行民法在形式理性化的程度上仍有改进的空间。对中国社会而言,坚持民法的自主性、形式化发展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必须通过保持民法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来克服形式理性法的某些内在缺陷。     

成文法与判例法:双重调整机制中的民法典问题

民法典是建构和生成的统一,它需要大量的单行法、习惯法和判例的支撑。司法不仅是民法法典化的前提条件,而且是民法法典能够维持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手段。中国民法的法典化是必须的,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当下的中国应该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判例制度,运用成文法和判例法的双重调整机制,发挥司法造法的作用,继续完善民事单行法律,在成文法和判例法的互动、协调的过程中不断地确认和发展民事权利,及时回应民事关系调整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