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实习权益保障机制建设

大学生就业时,不少企业要求大学生具有实践经验。在此背景下,实习成为大学生就业的必修课。要充分保障大学生实习权益,机制建设是关键:政府要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高校要加强教学改革,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感,大学生要加强法律意识。     

对当前我国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研究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女性就业歧视问题不容忽视。我国存在的就业歧视主要体现为就业机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结构中的性别歧视、职业报酬中的性别歧视。这直接侵害了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发展权以及生存权。我国的法律关于性别歧视的规定还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不足,如没有明确规定"就业性别歧视"的涵义,现有法律规范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较少而且惩治力度不够,没有明确反就业性别歧视的专门机构且司法救济途径不完善等。为实现无性别歧视就业,当前从法律层面应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涵义进行明确的界定,明确规定就业性别歧视的承担法律责任并加大处罚力度,建立专门的反就业性别歧视机构等措施。     

论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的法理基础

格式条款的出现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不公平的可能性。格式条款对合同自由的背离、与合同正义的冲突,成为对合同格式条款进行法律规制的最重要的法理基础。     

论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案正义的实现。虽然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都要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但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何谓法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司法克制主义推崇形式法治的立场,而司法能动主义则坚持实质法治的立场。因此基于不同的法治立场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可能会对法治的实现在实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有害的作用。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我国现阶段法律方法的适用应该坚持统合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关照之下的法治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是为了维护法治这个目的和立场的,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则是由形式法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这种法治立场并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种面向司法过程的法治立场,是我们运用法律方法的原则问题。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操作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与政治或是国家意义上的法治立场是不同的,是一种面向司法实践的法治立场。     

论我国旱灾防治法律体系之不足与完善——比较法的视角

［摘要］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在旱灾防治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确立预防为主的立法理念、形成相对完备的旱灾防治法律体系及制定专门的《国家干旱政策法》。这些国家在旱灾防治立法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国的旱灾防治法制建设,应该以生态文明为终极目标,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突出对干旱的预防性管理,建立调控干旱全过程和系统化的旱灾防治法律制度体系。在旱灾防治立法的制度设计方面,应尽快完善防旱抗旱法律体系,制定专门的《防旱抗旱法》、加强与旱灾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及加强旱灾防治之间的国际合作。     

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方式创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文章论述了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方式的创新,并提出了新形势下,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改善党的领导的具体措施要处理好党政关系;党要改善执政方式;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提高广大党员的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党应当更好地领导人民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处理好党的政策和法律的关系.     

信用货币财产权:基于同质货币兑换权的法律标准

当代货币已由金属货币本位转向信用货币本位,信用货币并非纯粹的物权或债权,而是现代社会新型的独立财产权,信用货币兑换财产权主要体现为不同质的货币财产权之间的兑换,通过探论现钞与存款货币兑换权内容为基础,论证评述了实现货币兑换权的法律规制和标准.     

论行政法律解释

行政法律解释是行政主体以适用行政法为目的,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含义进行探求和说明的活动。行政解释权的限度就是依法行政原则。在当前中国,依法行政的第一涵义就是无授权即无行政。行政解释的对象是行政法律规范。文法解释是一切行政解释的基础;体系解释是文法解释之后必须首先运用的解释;法意解释和目的解释是体系解释之后的解释选择方法。必须综合利用各种解释方法以获得合理的解释结果,从而贯彻合法性及正义信念。     

邓小平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浅探

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到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邓小平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绽开了绚丽的思维之花。这一方法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土壤,顺应了时代主题的转换,是邓小平哲学智慧的凝结,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新发展。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困境及出路

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仍然处于十分严峻的态势。究其原因,既有刑事立法本身的欠缺,也有刑法适用中的问题。要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发态势,一方面需要完善刑事立法,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增设资格刑,优化食品安全犯罪的没收财产刑,增设持有型犯罪;另一方面需要强化刑罚打击力度,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