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藩院则例》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

《理藩院则例》是清朝理藩院治理蒙古地区事务的基本法律依据。结合其中律条分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主要有德主刑辅、恩威并用、控制蒙古族上层人士;严刑竣法、严明禁令,对蒙古人民实行高压政策;编旗划界、分而治之,确保中央对蒙古地区的专制统治;维持封建等级制;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等。其最终目的是加强对蒙古民族的专制统治。     

苏皖古俗在甘肃洮河流域的遗存

明初,大量苏、皖籍军户和移民定居甘肃洮河流域的洮州(今临潭县)、岷州(今岷县)等地而未归,其南方古俗,也被他们的后裔世代传承,至今仍有遗存.本文从移民简史、当地民歌、服饰和民间信仰诸方面,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论述,展示了当地移民民俗圈的部分特点,为有关学科提供了生动的资料和有价值的研究线索.     

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认定的思考——以莆田市妈祖信俗传承人传承实践为例

福建省莆田市是妈祖信俗的发源地。为加强对妈祖信俗的保护,莆田市陆续认定了近百名妈祖信俗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的主要依据为是否通晓某一种妈祖信俗文化形态,或是否为熟练掌握妈祖信俗某一技艺的传承者。代表性传承人大多依托妈祖宫庙的平台,通过自我学习、开展活动、培育新人等方式进行妈祖信俗的传承实践,他们在奠定妈祖信俗保护基础、挖掘妈祖信俗丰富内涵、拓宽妈祖信俗传播深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莆田市认定的虽是妈祖信俗个体代表性传承人,但他们的传承实践主要以团体或群体的方式进行。因此,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的认定和管理成为值得思考和亟需推进的议题：一方面要加快传承团体(群体)认定,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关于民间信仰概念的思考

通过对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两个问题进行思考,认为价值中立的“民间信仰”与贬义色彩浓厚的“封建迷信”这两个词不能划等号,民间信仰中虽也存在着“一般的迷信”,但属于次要部分;民间信仰是一种信仰形态,从严格意义上看,民间信仰不属于宗教,但就广义而言,民间信仰也是一种宗教现象,出于研究工作的现实需要,不妨把民间信仰解释为“准宗教”.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湄洲妈祖信俗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宝贵结晶和财富,然而由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上现代化和社会化的进程的加快,作为"弱势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些甚至濒临消失。文章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湄洲妈祖信俗为例,在总结妈祖信俗的内涵、特征和价值的基础上,阐述妈祖信俗保护和传承困境,同时提出了针对妈祖信俗的开发性旅游保护模式。     

基本原则不能排除具体法律条文的适用——兼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继承案

尽管基本原则贯穿于民法始终,但它并不能离开具体的法律条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基本原则才有直接适用的余地。在本案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遗赠法律关系和侵害配偶权的法律关系。找法的不正确,是本案中法官不得不依靠抽象的基本原则去寻求所谓“公平、正义结果”的直接原因。要通过较为完善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     

"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

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最近几年来频繁讨论与宗教信仰及其社会作用有关的话题,本文在澄清这些讨论的具体语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哈贝马斯在"内部超越"观念的语言学转译、"后世俗社会"对宗教传统的世俗转译、实现"内部超越"的社会文化条件观念等方面的观点,并设法表明,哈贝马斯以"超越性"的内在化作为重点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文化前提,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一尘才起,大地全收——汪曾祺小说《受戒》的文化解读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传递着这样一种文化信息:佛教的世俗化其实就是佛教的人情化,只要是合乎"人情"的,总能够七弯八拐地符合"神意". "神性"可以在世俗生活中溶解,世俗生活亦可以有"神性"的发现.如果说信仰就是对神性的敬畏,那么生活本身也可以起恭敬之念,生畏惧之想.恭敬的态度其实未必只对着神灵,恭敬是一种泛神的态度,一种过日子的态度,或许这也是汪老的<受戒>之道、立身之道和书写之道.     

泛民俗形成的心理定位

泛民俗作为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并带有一定传统民俗成分的社会文化事象,某些个人或部分人群的心理因素时其出现起着重要作用,并使之具有求大、求新、求洋、求吉、求利和求热闹的心理定位.泛民俗的社会作用是利弊兼具的,它在保护传统民俗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人们的民俗认知和其他民俗生活也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进步"的维度:学衡派的文化概念诠释

文化概念的意指不同,可能是引起现代中国关于文化问题论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学衡派一方面指出了文化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对当时进化论引导下的“进步”的信仰有警醒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建立于人性二元论基础上的道德的强调和对智识阶级文化的追求,却走入了道德决定论与理想主义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