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

洛阳古都研究在学界向来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洛阳古都研究成果丰富,精彩纷呈.从学术史角度比较全面地总结和评述这方面已有的学术成果,指出其不足,对洛阳古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重要意义.     

李益诗事指谬

李益并非如某些权威文学史及工具书中所说的是“甘肃姑臧 (今甘肃武威 )人” ,而可以确认是陇西成纪人 ,青年时代举家迁居洛阳。其所撰《从军诗序》自述身世 ,真实可信 ,并非后人属缀。另外 ,有关专家关于李益诗中的“芳鲜”、“无定河”、“石楼山”、“黄堆烽”等的注释、考辨亦有误     

行政主体低碳化的法律规制——一个组织法的视角

在气候变化的治理中,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碳排放的过程,离开了行政主体本身的低碳化,低碳社会不可能建成。因此极有必要基于低碳化的标准对行政主体的碳排放活动加以规制。从行政组织法的角度,促进行政主体的低碳化应当从机构要素、人员要素和物质保障要素三个层面加以规制,使其内部诸要素上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符合节能减排的低碳标准。     

环境风险治理碎片化与社会合作治理机制的生成

环境风险的不确定和系统性决定了其治理机制的灵活性和多元化,而当今的环境风险治理存在碎片化状态,其中以行政规制的碎片化为典型。行政规制的碎片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内生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政府失灵状态。为了避免环境风险治理的碎片化,需要发展出一种社会合作的风险治理机制。     

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形式进行检验,随后构建SLX模型从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视角将"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嫁接起来,全面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理相邻城市间同时存在逐底竞赛和竞相向上的非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加剧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地理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与此同时,经济相邻城市间表现出竞相向上的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缓解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经济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伴的生产率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虽然波特效应推动了城市生产率增长,但是污染避难所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选择跨地迁移而非就地创新,削弱了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从事创新的波特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推动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针对性监管和适应性激励,尤其使得地理相邻的城市就协同规制达成共识,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医闹”成因分析及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虽已将"医闹"正式加以规定,但实践中医闹纠纷却并未因此而得到有效解决,医闹纠纷仍时有发生。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医患矛盾,值得我们思考。本文试着对医闹成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律规制建议,以期对当前医闹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卢氏鸡毛飞上天

卢氏县名的由来 芳菲四月天,坐在北京去洛阳的高铁上,一路西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春色:红了,绿了,近了,远了……此行的目的地是卢氏县,一个心仪已久的城郭. 卢氏县地处河南省西南,与陕西省的洛南、丹凤、商南接壤,横跨崤山、熊耳山、伏牛山三大山脉,以熊耳山为界,南为长江流域,北为黄河流域.全县8镇11乡,353个行政村, 37万人口,总面积4004平方公里,是全省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海拔最高的深山区贫困县、革命老区县.1934年红25军征战中血沃中原,并在伏牛山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在不同的技术前沿面下运用基于松弛变量的效率评价模型（SBM）对京津冀城市群中13个城市2009年—2020年的生态环境规制效率进行测度,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构造生态环境规制效率的“关系数据”,以此为依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探究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规制效率所具有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表明：一是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态环境规制效率呈现显著的差异性,总体表现为北京和天津大于河北（各城市）的特征。二是网络整体有较强的稳定性,北京、天津和保定等以溢出效应为主,处于“引领者”地位,而张家口、承德、衡水和邯郸等以接收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为主。三是块模型分析表明,北京、天津、石家庄和保定为“净溢出”板块;衡水、邢台和邯郸为“净受益”板块;承德和沧州为“双向溢出”板块;廊坊、唐山、张家口和秦皇岛为“经纪人”板块。依据研究结果,给出提高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规制效率的政策建议。     

范式转换：系统论视阈下公司资本规制研究方法的修正及其制度实现

范式转换意味着研究方法的系统性革新,对研究目标的实现具有突破性指引。公司资本规制研究必须重视范式转换,其逻辑根基在于公司资本规制主导着公司法的制度建构,因此借助新的范式推进公司资本规制研究方法的发展,对整个公司法制度体系的完善至关重要。就现实层面而言,也存在着对公司资本规制研究范式转换的紧迫需求,即为了更好地应对公司资本规制立法改革对债权人保护带来的严重冲击,因为范式转换有助于探索债权人保护的新思维与新方法,进而更好地助力债权人保护制度的拓展。既有范式,即资本信用范式与资产信用范式在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以及开放性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则是推进公司资本规制研究范式转换的直接动因。比较而言,系统论范式不仅继承了资本信用范式与资产信用范式的核心特性,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整体性、层次性、协同性以及开放性突破,避免了公司资本规制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因此,应确立系统论范式在公司资本规制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并以此为指引,沿着公司设立阶段资本形成规制、经营阶段资本流转规制以及破产阶段资本退出规制,为我国公司资本规制立法改革的系统化推进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