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与法律的互动:挑战、规制与融合

区块链技术的迅速崛起在刑法、合同法、数据保护法和公司法等多个法律领域对法律带来了挑战,对区块链技术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是必要且可行的,应当采取试验性监管、自我监管、共同监管、类型化监管等策略对区块链实施适度、科学的法律规制,实现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的双赢。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也与法律发生着融合,其不仅可作为法律科技辅助法律的实施,还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乃至替代传统法律。区块链与法律的深度融合使法律呈现代码化的趋势,将使传统法律发生颠覆性重构。     

“深度伪造”的扩张化刑事治理风险及其限度

"深度伪造"是生成对抗神经网络(GANs)对视听数据进行相应比例的交互,自我对抗、自我优化的智能技术。其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制造、传播虚假信息。"深度伪造"在虚假信息的类型认定、算法传播的次数规定、主观明知的情形界定、GANs抓取视听数据的行为定性四个方面存在扩张化刑事治理风险。为限制此类风险的扩张,司法者应当以法益关联性区分看待"深度伪造"的违法犯罪信息,去除算法的自动化传播次数,将"深度伪造"的主观明知情形限定为直接故意,并对GANs自动抓取非身份认证信息数据的行为作无罪化处理,以契合"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限制性理念和一体化规制模式。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分析与出路探究

网络暴力行为因具有群体性、煽动性、欺凌性等特征而与传统暴力行为有着根本的不同,且会带来相对更大的人身财产危害。为了有效遏制网络暴力现象,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国家网信办在2019年12月颁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强调对网络暴力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刑法中有侮辱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因是以传统暴力行为方式为规制对象而与网络暴力的行为特征并不兼容,在实践中难以用来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为有效治理网络暴力现象和实现对网络犯罪治理的"科学立法",应将网络暴力现象纳入相关法律治理体系中予以立体化的现代化治理,包括在刑法上将那些难以归入现有犯罪规定中的网络暴力行为,增设为网络暴力罪,以解决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刑事违法性问题。     

税收筹划税法规制的适度性

税收筹划中各方主体复杂利益的并存、冲突和变易,集中体现为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对立和协调,并往往导致税收筹划税法规制中的法律"失度,"进而激发税法制度及其运行由"失度"走向"适度"的变革需求。从总体上看,税法对税收筹划的规制呈现"失度-适度"的二元化状态;从税法理论上分析,这一规制状态根源于"个人营利性"与"社会公共性"的基本矛盾。国家追求税法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就是要平衡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尽量缓解和消除这一基本矛盾,以期实现税法对国家财政权和国民财产权的均衡保护。惟其如此,才能构建起新的税收筹划规制分析模式,方才推动中国税收筹划规制制度不断创新。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小企业环境规制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主要依靠命令与控制政策和环境专项治理对中小企业进行环境规制。由于受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制约,中小企业无法适应现有环境规制政策,导致环境规制失效并阻碍了中小企业由运用末端治理技术向采用清洁生产方式的转变。有效的中小企业环境规制政策应同时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法律规制的反身法健全路向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第二代环境规制的产物,其中第三方核查作为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关键要素,仍未跳出政府直接干预的窠臼。社会系统高度分化的情势下,法律系统不能对碳交易第三方核查系统进行充分规制,造成碳交易第三方核查存在法律规制模式单一、法律规制标准不统一、法律规制绩效不彰、法律规制存在盲区等现实困境。反身法理论强调尊重社会子系统的运行逻辑,主张受规制者的自我规制,为突破碳交易第三方法律规制瓶颈提供了新路向。基于反身法理论对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法律规制的范式进行革新,并结合其组织、程序、权能规制策略形成碳交易第三方核查监管的半自主社会系统,弥补传统命令控制型模式的不足,即从更新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法律规制的理念、调整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法律规制的结构、优化碳交易第三方核查组织的内部理性、增设碳交易第三方核查的民众参与路径等方面健全系统的法律规制。     

环境规制、绿色科技与环境治理绩效

文章选取2009—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应用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和环境治理绩效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中国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结果发现：当下强制性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作用更显著;另外,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和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能力。据此,应更倚重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来治理环境污染,努力完善绿色创新体系,将着力点放在绿色科技的应用层面,解决绿色科技实际应用中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     

我国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本地直接效应和通过中介因素的间接减排效应。结果发现,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不仅能直接降低环境污染,还能够通过中介因素间接降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城镇化率不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外溢性,使污染治理表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高度关联性和时空上的交错复杂性。缓解经济增长的环境瓶颈约束,除了关注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外,还应该采取措施促成其间接效应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