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 以小博大——记德州市人民好公仆、山东安华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安

王志安兴奋的不是自己被评为“德州市人民好公仆”，而是安华人在短短的几年间创造了一个跳跃式发展的神话：从一个作坊式的小厂发展到拥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国内最大的陶瓷酒瓶生产基地，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到现在一个在酒包装行业享有盛誉的品牌公司。安华人，用小小的酒瓶闯出一片大天地。     

公共决策的公信力何在

上个月，有两则价格听证会的消息值得关注：一则是广东居民住宅电价调整听证会突然叫停；另一则是邮政资费上调引来公众一片质疑声。前者的被叫停是因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此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价格决策听证会的必备材料提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后者的被质疑是因为发个通知就涨价，并未履行公共决策的听证程序。     

建设劳动实践基地 服务农村素质教育

我市位于江汉平原北部，国土面积448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30万亩。全市现有中小学校328所，在校学生17．2万人。近几年来，我们十分重视农村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建设，千方百计巩固扩大基地面积，加大投入，强化管理，提高效能，为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及科教兴农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的一致好评。     

领导者公共形象：一个“现代性”问题

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共事务，出现了公共权力以后。就有了一个公共权威“公共形象”的问题，但只是到了“现代性”的背景下，这种“公共形象”才具有了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意义，才具有了更为深广的理性内容。     

会议外交与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思考

在全球卫生领域以大型会议为代表的国际会议外交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载体。文章梳理了全球卫生治理中会议外交的两方面体现,一是以国际会议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二是以国家行为体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并进一步归纳了会议外交促成的全球卫生治理进程,包括多次会议促成了全球卫生安全的国际规则《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历经多年会议磋商促成了全球人口覆盖范围广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共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外交工作和健康中国战略有了明确表述,由此需要卫生与外交工作者审时度势、认清角色,通过会议外交表明态度,并以全球卫生会议外交为起点,促进国内立法接续。     

卓越人才培养与公共关系素质教育

公共关系素质教育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普遍开展的通识教育,在2010年教育部确立卓越人才培养项目之后,公共关系素质教育的实质内涵与卓越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具有着深度呼应,公共关系素质教育受到更多教育者们的关注,今后,如何在卓越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融入公共关系素质教育,是教育管理者、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制定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破除旧樊篱，走向新时代 ——2017年中国文论前沿的一种考察

2017年,中国文学理论可谓在“破旧”与“立新”中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一方面是辨明和破除中西二元对立观念、强制阐释等壁垒,一方面是呼吁和践行在对话中发展文论与文化,提出公共阐释的理论框架。同时,弘扬传统美学精神、发掘古代文论资源,从社会文化理论的多元视角研究文学,也使中国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植根于开阔的学术沃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应该坚信当代中国文化的本位价值,坚信传统文化的根源价值,坚信外来文化的对话价值,以开放多元的理论品格,建构新时代的中国文论。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及其方法论启示

阿马蒂亚·森摆脱贫困研究的传统供求模式,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的权利理论,指出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的。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使用权利方法对饥饿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权利方法依然是经济领域内的考察。森进一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从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出发,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综合性评价标准,关注底层人民的利益。森的贫困理论开启了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

澳大利亚并非南海争端的相关方,却积极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反应强烈。澳大利亚学界、媒体和政府在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中表面持"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显偏向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南海仲裁案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表态虽有缓和,但其借"保护澳大利亚南海国家利益"之名,行"跟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的实质目的并未发生改变。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受单元和体系层次因素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担忧及美国因素是影响其介入南海及对南海争端认知变化的根本动因。